撰文 昝愛宗
2005/09/30, 週五
台灣《自由時報》刊登過這麼一個消息：“獲頒‘美國國會人權獎’ 扁指台灣可做中國民主燈塔”，指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9月21日在美國邁阿密僑宴上，獲頒“國會人權獎”及一面曾在美國會山莊飄揚過的美國國旗。阿扁認為這是台灣2300萬人共同的努力結果，一路走來雖然崎嶇艱辛，卻是勇敢無比﹔未來也可做中國民主發展的標竿與燈塔。他還引述人權運動前輩、作家柏楊所說，過去的威權統治（蔣介石時代），“在那個年代，有多少母親在暗夜裏哭泣”，台灣的民主人權之路，一路走來雖崎嶇艱辛，卻是勇敢無比……現在的台灣，不再有黑名單和政治犯、沒有宗教的限制與迫害，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論、結社與行動的自由。
同一天，來自台灣的李敖在北大演講，引述其老師胡適的話說，“一個真正的開明進步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獨立個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台灣之所以有李敖，李敖之所以來大陸而又廣受歡迎，說明民主台灣已經先行之步，自由與民主仍然是大陸所缺少的力量。
十六年前，大陸就有思想家說過，台灣是大陸的一面鏡子。直至今天，大陸知識分子了解未知的民主台灣與直面大陸的民主化道路，同樣重要。
台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心裏一直存有這樣或那樣的疑問。台灣的獨特地理，台灣的民主政治，台灣的多元文化，台灣的公民社會，等等，在我眼裏沒有絲毫清晰的概念。
56年來，兩岸水域息息相通，但政治制度方面的距離相差甚遠。
若干年前，我第一次接觸台灣人，是偶然遇到的在北京大學留學的台灣籍小伙子，我們大致就自己比較感興趣的關於台灣的話題進行了交流，知道他們的大學生都要服兵役（現在他們的國軍不再是國民黨軍隊了），台灣不承認內地大學的學歷，對大陸的敵視和隔閡，至於別的都聊了些什麼，現在基本上都忘記了，或許當年的那個小伙子已經學成畢業回到台灣或到美國報效社會了，沒有任何聯繫了。
如今，我在最近一次採訪中，意外踫到了來自台灣中國時報的記者同行漢先生，漢公是中時的資深記者，還先後被派往北京、香港等地工作過。他在席間談到中時的創始人余紀忠先生生前的一些事例，比如余先生曾到北京拜會江澤民，談了一段時間，突然江問余要不要上廁所，余馬上領會為主人要送客了，沒想到江意識到余誤會了，解釋說只是問一下要不要“方便”一下。等余 “方便”後，江又與余交談了一個多小時。
台灣與大陸，相互之間確實有許多誤讀的歷史成分和現實無奈。越是隔閡，其中的鴻溝就越大。漢先生說，雖然他現在是美國國籍——從小就出生在美國，但還是“希望中國是好的”，因為中國有自己的根。我問他對外稱呼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他說確實沒有國家的概念，生在美國，現在拿的是美國的護照，父親的籍貫在浙江，而自己又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人士，卻常住香港，對自己到底是那個地方的人已經很不關心了。他說他在一些場合很直接地對內地有關黨政要員說，“我不認同中共，我反對內地政府的一些做法，並不是說我不愛國。我愛國是為了中國好，而不是為了中共好，政府好。”
記得鄧小平當政時，有位定居海外的台灣同胞見到鄧小平，直言他是反共的。鄧小平笑著說“反共不要緊，關鍵是不要反華”。用一種最直接的表達就是，愛國不等於愛共，反共不等於反華。
台灣有余紀忠，並不一定說明大陸也同樣有適合余紀忠生存發展的環境。余紀忠生於 1909年。1950年，他在台灣創辦《征信新聞》（今中國時報的前身），當時在報禁的獨佔市場中一枝獨秀，主要是利用長期以來與其頂頭上司蔣經國等當時的黨國要人建立的良好關係，獲得比黨營報紙《中央日報》更為寬鬆的言論與報導尺度，走出自己的報性。
1958年，國民黨政府宣布實施“出版法”，賦予行政機關不經審判即可處分媒體的權限。余紀忠親撰社論，嚴正指出此舉危害新聞自由及民主形象，呼籲國民黨政府在執行時慎重為之，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句話就是：“立法而有喜怒哀樂的成分存於其間，或以偏概全，或刑逾其分，皆不足以取信於民……倘使執法之吏，輕重由心，予取予奪，報紙成為一定型式，報人都成為緘口金人，國無諍臣，民無諍言，那我們將不得不為國事前途至其慨嘆了。”此後，自由、民主、愛國，成為余紀忠及所辦《中國時報》所推崇的辦報精神。2002年4月9日，一手撐起中國時報媒體王國的台灣報界巨子余紀忠在台北家中逝世，享年93歲。
台灣蔣經國執政時代順應歷史潮流，在有生之年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民主化，使中國時報這樣的各類自由媒體從弱小走向壯大，專營新聞，而非專當喉舌，專營宣傳。
問起台灣的雜誌情況，漢先生說，當地賣得比較好的是八卦、娛樂類雜誌，而類似讀者文摘的《講義》，屬於心靈讀本一樣的期刊，也比較受歡迎。至於那些渲染凶殺、暴力、色情的報刊，新聞局還是要管的，管的就是內容有沒有出格，有沒有突破法律底線。前一陣子，台灣停止了七家電視台的注冊，就是因為這些電視台無中生有，制造生硬的假新聞，比如說某個餐廳出售的快餐食品有死人肉，後來被證實是虛假的新聞，所以台灣新聞局根據這些媒體的問題、投訴和違規情況進行事後處理，綜合評價，有出格的就給予除名，吊銷營業執照。
至於台灣報刊、出版社的注冊，完全市場化了，你想辦什麼樣的報紙和刊物都可以獲得通過，新聞局不管。等你辦了媒體，你想罵誰就可以罵誰，主要是批評那些政府的官員、領導人等不存在名譽權的公眾人物，但若“報罵”確實有傷風化的，新聞局是事後追究的。
在台灣這塊只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土地上，你能夠自由辦媒體，甚至想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但如果經營不善，生存不下去了，就只有自己關門。這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政府不管你吃飯和盈虧，你只能自擔其責。當然你也不用強調“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就自己搶先“三貼近”了。創辦出版社也是這樣，已經市場化了，不需要那麼多的條條框框，也不需要找什麼掛靠單位，辦與不辦是你的自由，無論虧盈都是你的選擇，與政府無關，也與國家無關，與人民無關——人民只是你的消費者，不是你的下級。
台灣的自由，正好可以驗證非民主國家的不自由。一向衛多元文化和言論自由的龍應台教授因為批評新加坡政府的專制，被迫離開新加坡。還有來自上海的作家衛慧，也成為不受歡迎的人，最後離開了新加坡，《聯合早報》還專門發表文章說“別了，衛慧”。2005年9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前總理李光耀之子、現任總理李顯龍的講話說，“無論通過互聯網，或報章或公開場合，任何人如果任意發表蓄意破壞我國社會凝聚力的言論，都將受到法律制裁。”或許，這就是新加坡“和諧社會”的實質。
龍應台有篇文章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就是發表在台灣的中國時報上。後來大陸的中國青年報轉發，標題改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確實如此，台灣與大陸雖然不是遠隔千山萬水，但實際上比千山萬水還遙遠。
9 月16日台灣傳出當地可以出版繁體版《毛澤東語錄》的消息，並稱這本只有300多頁新書，已經三次印刷，後兩刷是因海外市場如香港、新加坡反應熱烈，供不應求。至於一本200元的《毛澤東語錄》在台灣的書店誰在讀，出版社說，真的不知道買這本書的是那個族群。對於有傳言說這本繁體字版的《毛澤東語錄》可能被查禁時，出版商大笑說，“這是什麼時代了”，他並反問，“有必要禁這本冊子嗎？”
看看台灣現在已經沒有人看李敖了，李敖就像一個過氣的人物一樣走進了歷史。可是，大陸讀者卻一直把李敖當作一個文化斗士和“保鮮”精英，而且還大為歡迎李敖五十六年來第一次回大陸，正說明我們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已經成為民主台灣，而我們不能不知道的大陸，距離民主化之日仍然是漫漫的長路。
漢先生對於大陸一些記者的表現給予了很好的評價，他原來懷疑過大陸記者的採訪能力，可是百聞不如一見，正如我們對台灣的誤讀一樣，以為大陸報紙都是黨的喉舌、布告欄，大陸記者都是傳聲筒。可是，某一天，就是他去北京參加一個采訪活動，是和北京一個報社的記者一同去的，當時的場面確實很壯觀，大學生非常多，一路上還有稽查隊等關口，一般人很難擠到廣場中心。可是，北京的那個記者做到了，他拉著宋先生的手，只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就走到中心紀念碑前。不久，他們還去了北大三角地，也是很順利地做到了。漢公當時是中國時報駐北京記者，他是6月5日離開北京的，此前一段時間都在北京，發回了大量的稿件。當時這樣復雜的場合需要經驗、勇氣，而不僅僅是滿腔熱情。他認為現在大陸記者所遭遇的政治生態並不那麼自由，需要記者有理想，同時還要有辦法。
台灣的軍隊已經不是“國軍”（國民黨軍隊）了，雖然還稱“國軍”，此“國”異於彼“國”，是中國的“國”。台灣的通訊社中央社已經成為台灣通訊社，已經不是國民黨的通訊社了。再者，台灣的中央日報是黨報了，越辦越為“黨中央”服務，甚至可以說是“內部資料”，沒什麼可看的了。現在，台灣當家幾個報業有《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等，前兩個傾向泛藍，而後者傾向泛綠。台灣有了辦報自由以後，確實可以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了，不用再看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官員們臉上的顏色膽戰心驚了。
台灣民眾稱陳水扁為阿扁，而大陸最初稱他為台灣當局領導人，連名字都不提。我不知道阿扁出行是否警車開道，是否提前預告，可我們內地經常可以看到警車開道的車隊出行，不知車內都乘坐著什麼樣的大人物。再者，中央領導人國內視察都是視察結束後離開該地後才公布消息，而出訪國外則是提前打招呼的，這叫內外有別，中國國情與外國國情不一樣。中時的漢先生介紹，有次他乘火車去貴州，路上就被堵了六個小時，剛開始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列車人員沒有解釋，事後才知道列車暫停六個小時是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賈慶林讓路。貴州有個夜郎國，夜郎自大的成語就源於此地。
漢先生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恰巧有一位在貴州讀書的記者朋友插話，說他影響最深的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是胡啟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胡啟立到貴州視察工作，路過一所學校，當時正下著雨，胡啟立第一眼就看到迎接他的小學生沒有打傘，就主動把自己的傘給小學生打，並與一些同學們親切握手。這位插話的朋友有幸與當時內定的接班人握手，並將這位領導人送傘給小學生的親民一幕記在內心深處。胡啟立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所主管過《中國青年報》是該報歷史上的最好時期。 1987年中共十三大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1989年6月因為“六四”被免去黨內職務，後降職為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電子工業部部長。 1998年當選政協副主席。他升任政治局常委後，也時常關注中青報的發展，在傳媒界留為美談。
漢先生知道大陸民間知識分子的一些真實情況，比如余杰、趙岩、師濤、喻華峰等作家、記者的遭遇，以及新加坡海峽早報駐中國特派記者程翔的非正常遭遇，他想不通當局為什麼用那麼久的時間關押程翔（約5個月），不起訴，也不公開審理（依法如期進入司法環節），不公開給一個確切的說法（內地報紙沒有公開報道），如不起訴卻又不放人。尤其是在國際社會特別關注的情況下還這樣做，不能不讓人產生疑慮。程翔現年55歲，於今年4月22日返廣州工作期間被當局安全部門扣查，一度被指從事間諜活動，現在北京遭監視居住，並引起各界關注。程翔有一句話說，1980年代在大陸採訪新聞，到處滿布“地雷”，即使一張胡同的地圖也是機密，在當時的環境下，新聞工作最容易 “踩地雷”。但是，記者取得新聞絕對是為了見報用，只要處理過程不涉及任何個人的利益，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先行一步的民主台灣是大陸的鏡子。龍應台說“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而大陸委婉地表述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對這一委婉的表述方式，我個人認為，沒有台灣這面鏡子，大陸就會失去一個整體的前進方向。阿扁說“台灣可做中國民主燈塔”，正是說明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一樣，都是大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誰分裂國家，誰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胡錦濤語錄，在不同場所，他都這樣表示“大陸和台灣本來就是一家。一家人嘛，有什麼不同看法、不同意見，都可以通過對話和談判來解決。但是有一條，不能分裂中國。我們中華民族歷來有一個傳統，就是分裂國家的人是歷史的罪人。”）台灣的今天是民主台灣，民主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大陸的今天是國家高於民主的，黨又高於國家的，民主是想得起、說得出的，距離看得見、摸得著的還是有一些距離的。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了，已經不是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當年所言“國民黨的民主是多和少的問題，共產黨的民主是有和無的問題”的時代了。今日國民黨已經完全不是歷史上的國民黨，可今日共產黨也不完全是歷史上的共產黨，但共產黨的差距就是還沒有實現民主化，還沒有成為今日的國民黨。今日的國民黨已經先行一步，共產黨如不緊緊跟上，就有可能落伍，就有可能逆歷史潮流。
亞洲時報在線 : 有距離的民主台灣和難以直面的大陸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