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5月25日

　编者按：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和台湾亲民党主席分别率团访问大陆。可以肯定，以此为新的契机，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交流和了解，相辅相成。两岸隔绝了近60年，台湾人民需要详尽、真切地了解大陆，大陆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台湾。为此，我们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撰写专文介绍，供读者参考。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 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 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 “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冰点特稿 :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 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 “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 “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 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冰点特稿第574期 :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Bersama Malaysia Baru: kesejahteraan untuk semua

Para pengundi yang dihormati,

Menjelang Pilihan Raya Umum Kesebelas anda akan memilih parti politik yang akan membentuk kerajaan untuk tempoh lima tahun akan datang. Sudah tentu anda mahukan pilihan yang tepat demi kesejahteraan anda dan keluarga anda.

Pilihan raya kali ini memberi peluang kepada anda untuk membuat perubahan. Anda pastinya sudah bosan dengan penyalahgunaan kuasa, penyelewengan dan rasuah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pemimpin Barisan Nasional. Anda juga turut dihidangkan oleh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dengan politik wang, politik menakut-nakutkan rakyat, memencilkan kepentingan rakyat, budaya bermegah-megah dengan projek mega, serta kepemimpinan bersifat autoritarian. Walaupun baru-baru ini berlaku perubahan pucuk pimpinan, namun ianya hanyalah bersifat lahiriah sahaja. Kami yakin anda seperti juga ramai yang lain mahukan era pemerintahan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selama 46 tahun ditamatkan.

Dengan kesedaran ini, Barisan Alternatif merumuskan bahawa tunggak kepemimpinan negara mestilah berpaksi di atas lima prinsip utama, iaitu bertanggungjawab, adil, berakhlak, bersatu dan telus. Berakhlak dengan rujukan bahawa pemimpin mestilah terdiri dari kalangan ahli masyarakat yang berakhlak dan beramanah. Bersatu dengan maksud kepemimpinan yang membawa ikatan rakyat kepada keadilan, perpaduan, dan mengetepikan dasar-dasar yang berbau diskriminasi. Bertanggungjawab dengan fokus bagi mengubah halatuju kerajaan dari bermotifkan keuntungan semata-mata agar kembali memikul tanggungjawab sosial seperti yang telah diamanahkan.

Sesungguhnya, dasar-dasar yang terkandung di dalam Manifesto Barisan Alternatif 2004 ini bertitik tolak dari kesinambungan dokumen dasar penubuhan Barisan Alternatif serta Manifesto ‘Ke Arah Malaysia Yang Adil’ yang telah diisytiharkan pada tahun 1999.

Oleh yang demikian kami, parti-parti politik yang membentuk kerjasama Barisan Alternatif (BA) menawarkan kepada anda Malaysia Baru yang Adil, Aman dan Makmur. Malaysia baru yang kami pimpin menawarkan kepada anda 10 jaminan berikut :-

1. Hak Anda - Kami Bela

10. Masa Depan Anda - Bersama Malaysia Baru

HAK ANDA - KAMI BELA

BA mahu anda menjadi rakyat Malaysia yang berkeyakinan, berani dan ada jatidiri. Hak anda akan terus dilindungi melalui :

Menubuhkan Mahkamah Perlembagaan yang akan mempertahankan perjanjian penubuhan negara pada tahun 1957 serta mengatasi masalah pelanggaran perlembagaan yang pernah dilakukan oleh Kerajaan BN kesekian kalinya. Mahkamah Perlembagaan akan menjamin dan menjaga keseimbangan hak individu, hak pelbagai kaum, hak negeri dan hak Kerajaan Persekutuan.

Menjamin kebebasan dan ketelusan institusi awam yang ditubuhkan untuk melindungi hak anda. Institusi awam ini termasuk mahkamah, jabatan polis dan badan pencegah rasuah. Pengekalan doktrin pemisahan kuasa antara eksekutif, legislatif dan kehakiman akan memastikan hak anda tidak dicabuli.

Mengembalikan kewibawaan badan kehakiman dengan proses pelantikan Hakim dan Peguam Negara oleh Yang di Pertuan Agong atas nasihat Parlimen.

Memansuhkan undang-undang yang menzalimi hak anda dan menyekat kebebasan anda termasuk Akta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Akta Rahsia Rasmi, Akta Hasutan, Akta Polis, Akta Percetakan & Penerbitan, Akta Universiti dan Kolej Universiti, Akta Kesatuan Sekerja dan Akta Pertubuhan.

Menggubal Akta Kebebasan Maklumat bagi menjamin kebebasan media dan hak anda untuk berkarya dan menerbit. Akta ini akan menjamin penyebaran maklumat secara bertanggungjawab dan tidak menimbulkan kesan sosial yang negatif.

Menjamin pilihan raya yang bebas dan adil dan penghapusan undi pos. Kami akan meminda Perkara 43 dan Perkara 55 Perlembagaan bagi maksud menjelaskan supaya dalam masa Parlimen dibubarkan Jemaah Menteri berfungsi sebagai Kerajaan Sementara dan dikenakan sekatan ke atas penyalahgunaan jentera kerajaan bagi tujuan kempen pilihan raya.

Mempertingkatkan Hak Wanita dengan peruntukan 30% dalam jawatan pembuat dasar. Segala bentuk diskriminasi terhadap anda samada di dalam sektor awam atau sektor swasta akan dihapuskan. Institusi awam akan digerakkan untuk menghadapi segala bentuk keganasan sama ada di rumah atau di tempat awam.Khidmat sokongan dan guaman akan disediakan secukupnya kepada anda yang terdedah kepada diskriminasi dan penganiayaan. Lebih banyak pusat penjagaan kanak-kanak akan disediakan bagi ibu-ibu yang bekerja.

Mengupayakan Golongan Muda. Golongan muda adalah aset masa depan negara. Kami mahu setiap anak muda merasakan mereka mempunyai peluang belajar dan peluang pekerjaan yang sama tanpa mengambilkira latar belakang. Program Khidmat Negara akan dijadikan program pengupayaan golongan muda. Penindasan terhadap golongan muda termasuk segala bentuk buruh kanak-kanak akan dihapuskan.

Menggalakkan dan Mengiktiraf Gerakan Masyarakat Madani-Sivil sebagai wadah dalam memugar hak dan tanggungjawab rakyat.

Menjamin hak asasi manusia merangkumi keselamatan nyawa, harta dan maruah.

AGAMA DAN BUDAYA ANDA - KAMI HORMATI

Kami berpendapat kehidupan beragama dan nilai sejagat adalah asas kepada Malaysia Baru yang Adil, Aman dan Makmur. Kehidupan sedemikian akan melahirkan individu yang seimbang, sederhana dan bertolak ansur. Bagi meningkatkan kesedaran hidup beragama dan mewujudkan rasa hormat di antara agama dan kaum, BA mencadangkan :

Menghayati Islam sebagai cara hidup (Ad-deen) bagi umat Islam

Menjamin kebebasan beragama bagi penganut agama-agama lain.

Menubuhkan Institusi Perhubungan Agama dan Kaum untuk mengembang pengetahuan, rasa hormat dan prihatin rakyat mengenai isu-isu agama, kebudayaan dan perkauman.

Menjamin tiada pemaksaan budaya terhadap budaya yang lain serta pemeliharaan amalan tradisi budaya.

Memastikan tiada masjid, gereja, kuil dan tempat-tempat ibadat boleh dimusnahkan tanpa perundingan, persetujuan dan kelulusan masyarakat setempat dan tanpa gantian sesuai.

Menyediakan undang-undang keluarga yang seragam bagi semua negeri.

Melaksanakan reformasi perundangan syariah meliputi hak wanita yang diceraikan undang-undang zakat & pentadbiran mahkamah syariah.

KEHIDUPAN ANDA - KAMI TINGKATKAN

Malaysia adalah sebuah negara yang kaya. Sebagai rakyat anda layak menikmati kekayaan negara dan kehidupan yang makmur dan sejahtera. BA akan terus berjuang untuk mempertingkatkan kehidupan anda dengan menawarkan kepada anda :

Menurunkan harga kenderaan sekurang-kurangnya 10% mulai 1 Januari 2005 sesuai dengan penyusunan semula tarif kenderaan berikutan perlaksanaan perjanjian AFTA.

Memansuhkan bayaran tol secara berperingkat-peringkat di semua lebuh raya mulai 1 Januari 2005

Memotong caj telefon sebanyak 20% bagi semua pengguna talian tetap dan telefon bersel.

Memotong bil air sebanyak 20% mulai 1 Januari 2005

Mencapai matlamat isi rumah memiliki rumah sendiri serta jaminan tempat tinggal bagi semua rakyat.

Melaksanakan gaji minima RM 1,000.00 bagi semua sektor awam, swasta dan perladangan. Semua pihak diberi tempoh 2 tahun untuk melaksanakan peraturan ini.

Mewujudkan ‘Pusat Kerjaya - Job Center’ sebagai pusat untuk menemukan majikan dan pekerja secara cekap bagi menyelesaikan masalah pengangguran.

KESELAMATAN ANDA - KAMI JAMIN

Anda pasti salah seorang yang bimbang tentang keselamatan diri anda, keluarga anda dan jiran anda. Peningkatan jenayah rompak, rogol dan bunuh sangat menakutkan. Kami telah memutuskan untuk menjadikan keselamatan anda dan keluarga anda sebagai keutamaan kami. Kami tidak mahu anda bimbang terhadap keselamatan anak anda yang keluar untuk tuisyen dan isteri anda yang pergi ke pusat membeli belah. Bagi menjamin keselamatan diri anda dan keluarga BA akan :

Melaksanakan program ‘Kita Semua Satu Keluarga’ untuk melahirkan rasa prihatin terhadap jiran anda dan masyarakat anda. Kemudahan akan disediakan kepada persatuan penduduk setempat untuk melaksanakan tanggungjawab sosial bersama.

Memulih dan menggalakkan pasukan polis supaya menjadi institusi yang profesional, mesra rakyat, bebas dari pengaruh politik dan terletak di bawah undang-undang.

Memerangi gejala dadah sampai ke akar umbi dan mencari penyelesaian punca masalah seperti kemiskinan, keruntuhan moral dan penguatkuasaan.

Memperkuatkan institusi keluarga melalui :

a. Membanteras gejala sosial seperti deraan ke atas wanita dan kanak-kanak

b. Menguatkuasakan bantuan nafkah bagi anak-anak ibu tunggal

c. Memberi insentif cukai bagi pengambilan anak angkat dan penjagaan warga emas.

d. Mempergiat pembanterasan kegiatan pelacuran dan penyebaran bahan lucah.

KERAJAAN ANDA - KAMI RAKYATKAN

Kami menjanjikan kepada anda sebuah kerajaan yang patuh kepada undang-undang. Undang-undang menentukan hak dan kewajipan di antara rakyat dan kerajaan. Kerajaan wajib menggunakan sumber secara efisien dan berkesan untuk membangunkan rakyat dan negara. Bagi memperkasa kewibawaan kerajaan serta mempertingkatkan pertanggungjawaban dan ketelusan BA mencadangkan :

Menghadkan tempoh perkhidmatan Perdana Menteri kepada dua penggal.

Memulihkan Pilihan Raya Kerajaan Tempatan bagi memastikan ahli Majlis bertanggungjawab penuh dan memberi perkhidmatan terbaik kepada penduduk.

Mengisytiharkan harta semua Ahli Jemaah Menteri, Ahli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Wakil Rakyat, Pegawai Tinggi Kerajaan dan Eksekutif Pengurusan badan Penswastaan dibuat kepada Parlimen d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pada setiap tahun.

Menyerahkan Petronas, syarikat minyak negara untuk bertanggungjawab sepenuhnya kepada Parlimen.

Membatalkan penyenaraian FELDA ke MSEB, sebaliknya melepaskan cukai untuk tempoh tertentu bagi menggerakkan dana yang bertujuan membela kehidupan peneroka.

Menyerahkan Badan Pencegah Rasuah untuk bertanggungjawab terus kepada Parlimen.

Mengembalikan bayaran royalti minyak kepada Kerajaan Negeri Terengganu dan menjamin royalti minyak bagi negeri-negeri lain mengikut Akta Petroleum 1974.

Menyediakan kemudahan asas seperti bekalan air, eletrik dan sistem pembentungan pada harga yang munasabah yang menjadi tanggungjawab Kerajaan.

Mengekalkan pengurusan sistem bekalan air di bawah kendalian kerajaan negeri.

Kami mahukan negara Malaysia yang berdaulat dan dihormati di peringkat antarabangsa. Untuk mencapai hasrat tersebut kami mencadangkan:

a. Mengembangkan diplomasi pelbagai hala di dalam hubungan dengan negara luar

b. Mempertingkatkan pertukaran budaya dan pendidikan untuk perhubungan kemanusiaan

c. Menggalakkan industri tempatan mengeksport barangan jenama Malaysia.

PENDIDIKAN ANDA - KAMI MAJUKAN

Di dalam era globalisasi d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anda dan keluarga anda perlu diberikan pendidikan yang komprehensif untuk membolehkan anda terlibat aktif dalam pembangunan negara. Adalah menjadi tanggungjawab kami untuk mengajak anda sama-sama memainkan peranan di dalam arus perdana pembangunan dengan :

Menggerakkan reformasi pendidikan bagi memastikan pendemokrasian pendidikan

Menyediakan buku teks percuma bagi sekolah rendah & sekolah menengah

Memastikan pendidikan rendah dan menengah diwajibkan dan memansuhkan yuran persekolahan dan peperiksaan.

Membina enam buah universiti awam baru menjelang tahun 2008.

Mengiktiraf dan membantu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Tamil untuk memastikan semua anak-anak mendapat pendidikan mengikut pilihan ibu bapa masing-masing hingga ke peringkat tinggi.

Mengembalikan bantuan perkapita untuk Sekolah Agama Rakyat

Menyediakan Tabung Biasiswa dan Pinjaman yang mencukupi bagi melahirkan lebih ramai graduan.

Menambah bantuan awal tahun bagi keluarga yang layak dari RM 120 kepada RM 200.00.

Menghapuskan kadar faedah 3% yang dikenakan oleh 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 (PTPTN).

KESIHATAN ANDA - KAMI JAGA

Kami cukup prihatin terhadap kesihatan anda. Pelbagai jenis penyakit baru yang ditemui seperti SARS dan Bird Flu telah meranapkan ekonomi beberapa buah negara. Hari ini kos rawatan penyakit sudah melambung tinggi. Rawatan segera dan berkualiti di luar kemampuan anda.
Bagi memastikan anda terjamin mendapat rawatan apabila ditimpa penyakit atau kemalangan, BA mencadangkan :

Membatalkan penswastaan perkhidmatan kesihatan dan hospital.

Menyegerakan Skim Pembiayaan Kesihatan Nasional (SPKN) untuk membolehkan semua rakyat mendapat rawatan di hospital awam dan swasta. Kami mencadangkan supaya potongan statutori EPF dikurangkan dan amaunnya dicarum sebagai premium SPKN.

Memastikan tiada wang bukan alasan anda tidak mendapat rawatan di hospital. Mereka yang layak akan mendapat rawatan percuma. Di samping itu memendekkan masa menunggu para pesakit untuk mendapatkan pemeriksaan dan rawatan.

Menambahkan infrastruktur, peralatan dan kakitangan di hospital.

PERNIAGAAN ANDA - KAMI SOKONG

Kami menyedari bahawa perniagaan anda yang maju akan mewujudkan peluang pekerjaan dan menyumbang kepada pertumbuhan ekonomi negara. Kami akan mewujudkan persekitaran ekonomi yang merangsang kepada kemajuan perniagaan anda. BA akan terus menyokong perniagaan anda dan perusahaan anda dengan :

Meluluskan semua permohonan permit, lesen dan premis yang memenuhi syarat di dalam tempoh 14 hari.

Menambah dana pinjaman kredit mikro kepada RM50,000 untuk meningkatkan saiz perusahaan peserta. Dana ini akan disalurkan kepada semua yang layak tanpa mengira kaum, agama atau fahaman politik.

Mewujudkan pusat latihan usahawan bagi melengkapkan mereka dengan kemahiran dan pengetahuan.

Menggalakkan usaha penjodohan di antara pengeluar dan pengguna dari dalam dan luar negara untuk tujuan pemindahan teknologi dan pemasaran.

Memotong kadar cukai syarikat bagi syarikat yang mempunyai keuntungan sehingga RM 100,000.00. Kami mencadangkan kadar cukai sebanyak 10% bagi keuntungan RM 50,000 pertama dan kadar cukai 15% bagi keuntungan RM 50,000 kedua. Pada jangka masa panjang dicadangkan kadar cukai korporat semua syarikat diturunkan kepada 20%.

Meningkatkan hasil petani dan nelayan dengan mewujudkan Pusat Komuniti Tani, Pusat Komuniti Nelayan, Ladang Muafakat dan Koperasi Rakyat. Dana yang mencukupi akan disediakan untuk meningkatkan kehidupan petani dan nelayan.

PERSEKITARAN ANDA - KAMI CERIAKAN

Perseimbangan di antara pembangunan dan pemeliharaan alam sekitar adalah penting untuk menjamin kualiti hidup anda. Pembangunan yang membawa kepada kerosakan ekologi, pencemaran air dan udara serta kesesakan lalulintas akan memudaratkan kehidupan dan kesihatan. Bagi menjamin pembangunan yang mapan BA mencadangkan :

Menghentikan semua projek pembangunan yang merosakkan ekologi dan sumber pendapatan masyarakat setempat yang bergantung kepada persekitaran semulajadi.

Memelihara dan memulihara semua kawasan tadahan hujan, hutan simpanan dan hutan perlindungan hidupan liar yang telah dirizabkan.

Menggubal undang-undang yang berkesan untuk memelihara kualiti air dan udara.
Memastikan bandar dan penempatan penduduk memperolehi kemudahan taman rekreasi yang mencukupi dan selesa.

Memastikan bangunan, jalanraya, pengangkutan awam dan tempat-tempat kemudahan awam diurus dengan selamat dan dapat dinikmati dengan selesa oleh semua kumpulan masyarakat khasnya rakyat kurang upaya, orang tua, golongan istimewa dan kanak-kanak.

Mewujudkan kembali rangkaian bas pengantara di antara kawasan kediaman dan terminal bas, stesen LRT dan stesen komuter. Juga rangkaian bas di antara kawasan kediaman dan pusat bandar. Sistem bas pengantara adalah pelaburan ekonomikal untuk mengatasi kesesakan dan pencemaran.

MASA DEPAN ANDA - BERSAMA MALAYSIA BARU

BA sedar anda mahukan hak anda dihormati dan dilindungi.

BA sedar anda mahukan kehidupan dan keselamatan yang lebih terjamin.

BA sedar anda mahukan kerajaan menyediakan peluang pendidikan dan perkhidmatan kesihatan yang lebih baik.

BA sedar anda mahukan agama dan budaya anda dihormati.

Marilah kita sama-sama bina Malaysia Baru yang Adil, Aman dan Makmur dengan mengundi parti-parti yang mewakili Barisan Alternatif.

IKRAR KAMI

Kami berikrar mewujudkan Malaysia Baru yang menjamin kesejahteraan untuk semua berpaksikan kepada prinsip-prinsip berikut:

Kedaulatan perlembagaan

Raja berpelembagaan

Demokrasi berparlimen

Hak-hak kebebasan asasi

Keluhuran undang-undang

Kebebasan kehakiman

Hak dan tanggungjawab kewarganegaraan

Kedudukan Islam sebagai agama persekutuan dan prinsip tiada paksaan dalam beragama

Kedudukan Bahasa Melayu sebagai bahasa kebangsaan, bahasa ilmu, dan bahasa rasmi dan hak menggunakan dan mempelajari bahasa-bahasa lain.

Kedudukan istimewa orang Melayu dan Bumiputera Sabah dan Sarawak serta kepentingan-kepentingan sah kaum-kaum lain tanpa disalahgunakan.

Sistem pemerintahan persekutuan yang memenuhi tanggungjawabnya, di mana kedudukan istimewa negeri Sabah dan Sarawak dilindungi dan dihormati.

Oleh kerana itulah, di dalam suasana yang kemelut dengan perbuatan berselindung dan sandiwara politik, Barisan Alternatif menawarkan suatu agenda untuk pembaharuan nasional (national reform) - suatu komitmen bertulis tanpa syarat tersembunyi.

Pilihan raya pada kali ini membawa peluang untuk perubahan, dari penguasaan satu kelompok parti ke atas Parlimen kepada suatu masa depan yang boleh mencerminkan kehendak rakyat yang majmuk. Perubahan bersejarah ini akan menamatkan era sebuah Kerajaan yang terlalu mencengkam, terlalu mementingkan diri, terlalu bergelumang dengan rasuah dan terlalu boros membelanjakan wang rakyat.

Pilihan raya ini boleh menjadi suatu detik permulaan kepada sebuah kerajaan reformasi yang menghormatiasrat setiap warganegara Malaysia.

在 遼 闊 的 海 洋 ， 遇 著 暴 雨 狂 風 ， 驚 濤駭 浪 ， 滿 天 星 斗 突 被 烏 雲 吞 噬 ， 四 周 黑 漆 一 片 ， 雷 轟 閃 電 像 萬 條 金 蛇 繞 著 震 鑠 的 戰鼓 ， 又 像 排 山 倒 海 的 萬 馬 奔 騰 ， 這 英 勇 的 舵 手 和 掙 扎 著 的 船 夫 ， 正 在 天 旋 地 轉 的 孤舟 震 盪 裡 ， 默 默 地 向 著 那 遙 遙 燈 塔 的 一 線 微 光 而 邁 進 — — 這 情 景 ， 又 是 何 等 驚 險 而壯 闊 ！

朋 友 ， 我 們 流 亡 的 心 情 不 就 是 像 這 樣 嗎 ？

不 像 一 粒 浮 萍 ， 一 根 斷 梗 ， 也 不 像 一瓣 落 花 ， 隨 著 東 流 水 幽 幽 飄 去 ； 那 些 小 花 草 的 飄 流 ， 不 是 我 們 這 個 大 時 代 的 影 子 。然 而 ， 我 們 要 注 視 那 些 在 水 面 上 飄 流 的 影 子 ， 跟 著 那 些 凌 亂 、 悲 哀 的 影 子 ， 像 木 屑、 竹 頭 、 果 皮 之 類 望 去 ， 堅 毅 英 勇 地 前 進 ， 就 可 能 發 現 另 一 塊 新 大 陸 。

洪 流 是 人 生 的 一 股 鮮 紅 的 血 液 ， 而 土地 在 心 中 生 了 牢 固 的 根 ， 像 一 塊 白 熱 的 鋼 鐵 ， 離 開 了 祖 國 的 浪 人 ， 遠 別 了 父 母 的 遊子 ， 在 今 天 ， 已 不 是 一 人 一 家 的 私 事 了 ， 已 不 是 一 鄉 一 城 的 眷 戀 了 。 逃 脫 了 人 世 間的 悲 慘 、 憂 鬱 、 殘 酷 和 黑 暗 ， 而 奔 向 光 明 、 自 由 的 領 域 ， 千 千 萬 萬 層 層 疊 疊 像 潮 水一 般 的 湧 來 ， 這 是 一 幅 偉 大 的 畫 圖 ！ 描 寫 在 這 畫 圖 中 的 不 是 飢 餓 和 疾 病 ， 貧 困 和 生死 ， 而 是 民 族 新 生 的 徵 象 ， 時 代 前 進 的 輪 廓 。

朋 友 ， 你 應 該 不 會 忘 記 我 們 歷 史 上 的 絕 大 的 悲 劇 ， 你 應 該 更 不 會 忘 記 由 這 一 幕 悲 劇 而 產 生 的 輝 煌 的 絕 大 的 場 面 … …

（ 易 君 左 著 《 香 港 心 影 》 ， 一 九 五 四 年 ）

二

我 在 以 上 長 篇 大 論 地 引 用 五 十 年 代 香港 報 人 兼 作 家 易 君 左 《 香 港 心 影 》 首 頁 文 章 〈 流 亡 〉 ， 因 為 我 覺 得 這 幾 段 文 字 可 以反 映 出 解 放 後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一 輩 在 香 港 亂 世 浮 生 的 心 態 ： 流 亡 的 痛 苦 （ 痛 苦 中 的 希望 ） 。

一 九 四 九 年 及 以 後 ， 中 國 人 遷 徙 到 南端 海 角 英 國 屬 土 香 港 ， 這 算 否 流 亡 ？ （ 親 共 人 士 習 慣 稱 之 「 南 來 」 ） ， 我 不 打 算 尋找 政 治 學 上 的 定 義 ， 而 其 時 人 們 因 顛 沛 流 離 帶 來 的 窮 困 、 受 苦 、 死 亡 ， 並 不 是 區 區一 個 名 辭 可 帶 給 人 性 的 補 償 … …

唉 ， 流 亡 。

風 雨 飄 搖 的 一 九 四 九 年 。

十 月 ， 廣 州 市 人 心 惶 惶 ， 從 南 京 、 上海 、 武 嘆 、 重 慶 、 桂 林 、 昆 明 湧 來 了 很 多 人 ， 他 們 輪 候 火 車 落 香 港 。 從 十 月 十 日 至十 四 日 ， 已 有 數 逾 十 萬 人 搭 直 通 火 車 抵 港 … …

十 四 日 下 午 二 時 ， 九 廣 直 通 火 車 「 江南 」 號 快 車 開 出 後 ， 擠 在 火 車 站 內 外 的 人 ， 還 以 為 有 班 車 開 出 ， 怎 知 這 卻 是 最 後 的一 班 了 。 當 大 家 知 道 這 個 消 息 後 ， 面 上 罩 著 失 望 、 驚 惶 、 徬 徨 的 神 色 。 （ 直 通 火 車這 一 停 頓 ， 直 到 三 十 年 後 — — 九 七 九 年 ， 才 再 通 行 。 ）

下 午 三 時 ， 廣 州 市 民 聽 聞 海 珠 大 鐵 橋 已 被 炸 破 ， 顯 然 「 喪 鐘 」 敲 響 ， 如 果 不 是 國 軍 撒 退 ， 不 會 爆 炸 鐵 橋 ， 這 即 是 說 ： 「 廣 州 棄 守 了 ！ 」

午 夜 ， 西 濠 口 省 港 輪 碼 頭 「 武 穴 」 號 擠 得 水 洩 不 通 ， 而 這 是 最 後 一 班 省 港 輪 渡 。

唉 ， 漫 天 風 雨 待 黎 明 。

十 五 日 清 晨 ， 「 中 華 北 路 」 出 現 共 軍 ， 廣 州 易 手 ， 大 時 代 已 來 臨 。

不 過 ， 十 五 日 之 後 ， 廣 州 斷 續 地 有 火車 開 到 深 圳 ， 決 心 流 忘 的 人 來 到 深 圳 ， 紛 紛 步 行 過 羅 湖 橋 ， 進 入 香 港 。 這 是 唯 一 進港 的 甬 道 ， 如 是 者 半 年 過 去 … …

一 九 五 ○ 年 四 月 中 旬 ， 廣 州 出 現 一 種「 耳 語 」 ， 說 中 共 政 府 將 於 五 月 起 不 再 批 准 大 陸 人 民 出 境 ， 一 時 間 引 起 群 眾 恐 懼 ，慌 忙 乘 火 車 落 深 圳 ， 越 過 羅 湖 橋 進 入 香 港 者 也 就 一 日 比 一 日 的 擠 擁 … …

四 月 三 十 日 下 午 六 時 踏 腳 入 香 港 者 ， 這 是 最 後 一 個 了 ， 因 為 五 月 一 日 新 中 國 政 府 真 的 禁 止 人 民 出 境 ， 港 府 為 配 合 政 策 亦 宣 佈 取 消 華 人 自 由 入 境 。

唉 ， 羅 湖 橋 從 始 淪 為 「 奈 何 橋 」 。 偷 渡 就 打 這 時 候 開 始 … …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以 前 ， 香 港 人 口 有 一百 六 十 萬 ， 但 到 一 九 五 ○ 年 四 月 底 ， 人 口 竟 暴 漲 至 二 百 六 十 萬 ， 換 言 之 ， 在 一 年 間竟 多 了 一 百 萬 人 口 ， 而 且 這 些 流 亡 者 佔 據 總 人 口 百 分 之 四 十 ， 給 香 港 社 會 經 濟 居 住環 境 都 帶 來 極 大 的 衝 擊 。 如 果 可 以 消 化 這 麼 多 的 人 ？ 房 屋 夠 嗎 ？ 職 業 夠 嗎 ？ 社 會 服務 夠 嗎 ？

全 都 不 夠 。

三

流 亡 者 的 哀 歌 。

香 港 突 然 多 了 一 百 萬 人 ， 樓 價 租 金 暴漲 ， 酒 店 房 租 急 昇 。 酒 店 索 價 十 四 元 一 日 ， 不 計 伙 食 ； 上 海 公 寓 ， 日 租 十 二 元 ， 包三 餐 ， 先 交 一 百 元 定 金 。 帶 著 一 千 幾 百 塊 錢 的 逃 亡 者 發 現 很 快 便 會 坐 食 山 崩 ， 唯 有撒 出 公 寓 ， 租 住 筲 箕 灣 、 九 龍 城 、 青 山 道 或 鑽 石 山 的 木 屋 房 間 — — 只 夠 擺 一 張 床 舖的 面 積 ， 月 租 也 要 五 十 元 。 其 時 冇 錢 ★ 街 之 人 ， 數 以 萬 計 ， 特 別 中 上 環 街 道 滿 堆 著形 容 憔 悴 的 露 宿 者 ， 還 有 一 大 批 要 人 照 顧 的 殘 廢 軍 人 … …

於 是 港 府 採 取 緊 急 措 施 ， 把 街 頭 露 宿 者 遷 往 摩 星 嶺 ， 是 為 香 港 歷 史 第 一 個 難 民 營 。 一 九 五 ○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 再 把 摩 星 嶺 難 民 遷 往 調 景 嶺 。

調 景 嶺 這 地 方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困 局 ， 據 說 若 干 年 前 有 西 人 在 此 設 麵 粉 廠 ， 後 因 生 意 失 敗 吊 項自 殺 ， 故 此 亦 稱 「 吊 頸 嶺 」 。 難 民 就 在 荒 山 野 嶺 搭 起 棚 子 ， 是 由 木 條 搭 成 一 個 框 ，再 圍 上 草 蓆 ， 棚 頂 是 瀝 青 紙 或 油 紙 鋪 著 ， 甚 為 簡 陋 。 除 小 棚 之 外 ， 亦 設 大 棚 ， 寬 度可 容 百 人 ， 一 部 分 是 殘 廢 人 士 住 所 ， 另 一 部 分 是 專 供 單 身 婦 女 居 住 。 社 會 局 臨 時 辦事 處 設 立 ， 每 天 登 記 難 民 ， 派 發 飯 票 ； 運 飯 卡 車 一 到 ， 大 家 爭 搶 著 領 飯 … …

豈 料 ， 一 九 五 ○ 年 夏 末 ， 社 會 局 貼 出 告 示 ， 不 再 派 發 飯 票 ， 頓 時 引 起 難 民 各 種 猜 測 ： 「 是 否 會 遣 返 大 陸 ？ 」

於 是 爆 發 起 絕 食 抗 議 。 唉 ， 處 此 焦 慮的 年 代 裡 ， 任 何 謠 言 皆 可 視 作 實 情 ， 頓 時 間 群 情 洶 湧 ， 僵 持 數 天 。 各 國 通 訊 社 記 者紛 紛 採 訪 ， 竟 成 國 際 新 聞 ， 而 政 府 當 局 被 迫 闢 謠 ， 向 外 否 認 有 此 遣 返 意 圖 ， 絕 食 事件 這 才 平 息 。

不 過 飯 票 漸 漸 不 派 了 ， 調 景 嶺 的 流 亡 者 就 要 自 力 更 生 ， 紛 紛 向 外 找 工 作 賺 錢 維 生 ， 那 些 曾 經 顯 赫 一 時 的 將 軍 與 大 官 淪 落 調 景 嶺 者 ， 開 始 做 各 類 的 手 作 ， 如 貼 火 柴 盒 招 紙 、 穿 珠 繡 花 等 ， 那 種 屈 辱 ， 那 種 求 生 ， 充 分 發 揮 其 頑 強 的 鬥 志 … …

其 實 ， 他 們 是 如 許 渴 望 新 成 立 的 台 灣 政 府 接 收 他 們 ， 但 不 知 怎 地 ， 這 批 人 竟 遭 冷 落 ， 自 此 便 開 展 了 漫 長 的 調 景 嶺 「 遺 民 」 生 涯 。

在 荒 嶺 生 活 ， 那 種 滋 味 不 敢 想 像 。 這 裏 我 只 想 引 一 段 標 題 「 隨 風 而 去 」 的 新 聞 ： 「 颶 風 『 巴 美 娜 』 過 港 ， 調 景 嶺 難 民 營 受 損 較 重 ， 部 分 竹 棚 蓋 搭 小 屋 ， 被 吹 毀 者 不 少 。 近 海 旁 的 四 個 糞 坑 ， 有 三 個被 吹 落 海 。 糞 坑 內 有 兩 個 人 ， 亦 隨 風 而 去 ， 墮 落 海 中 … … 」 （ 一 九 五 十 一 月 八 日 ，《 新 生 晚 報 》 ） 。 這 是 何 等 的 悲 劇 ， 卻 又 帶 著 荒 謬 的 滑 稽 ， 也 許 這 就 是 人 生 。

四

於 是 ， 香 港 的 「 流 亡 文 藝 」 開 始 。

「 流 亡 文 藝 」 ， 是 我 妄 自 尊 大 創 作 的名 號 ， 拿 來 描 寫 當 時 滯 港 知 識 分 子 所 寫 的 小 說 和 文 字 ， 筆 觸 多 數 屬 於 現 實 主 義 ， 當中 夾 雜 著 痛 苦 的 感 嘆 和 憤 怒 的 吶 喊 ， 而 最 重 要 者 ， 這 些 作 品 充 分 描 寫 當 時 亂 世 浮 生的 景 象 ， 留 下 珍 貴 的 資 料 ， 讓 我 們 了 解 五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社 會 和 流 亡 生 涯 是 怎 樣 的 。

年 來 ， 我 一 鱗 半 爪 的 收 集 了 些 ， 例 如易 君 左 的 《 君 左 散 文 選 》 （ 一 九 五 三 ） 和 《 香 港 心 影 》 （ 一 九 五 四 ） ， 陳 寒 波 的 《地 下 火 》 （ 一 九 五 二 ） 、 曾 憲 法 的 《 搭 帳 篷 的 地 方 》 （ 一 九 五 五 ） 、 楊 櫑 的 《 失 去的 羅 曼 斯 》 （ 一 九 六 ○ ） 、 張 一 帆 的 《 春 到 調 景 嶺 》 （ 一 九 五 四 ） 、 林 適 存 的 《 鴕 鳥 》 （ 一 九 五 三 ） 、 朱 子 家 的 《 亂 世 文 章 》 《 一 九 六 七 》 ， 五 十 年 代 《 真 報 》 和 《 新 生 晚 報 》 的 副 刊 等 … …

他 們 創 作 動 機 亦 無 一 致 性 ， 有 些 是 為 了 生 活 賣 文 ， 賣 文 之 餘 順 便 抒 發 個 人 的 痛 苦 和 對 新 政 權 的 憤 恨 … …

例 如 朱 子 家 《 亂 世 文 章 》 序 ： 「 在 飄泊 中 ， 以 百 無 一 用 之 身 ， 而 又 不 得 不 謀 所 以 苟 延 之 計 ， 於 是 迫 得 以 煮 字 求 易 粟 … … 在 刊 載 的 當 時 ， 有 人 指 為 無 病 呻 吟 ； 有 人 說 成 憤 世 嫉 俗 ， 這 還 都 是 看 得 起 我 而 乃 有如 此 的 批 評 。 至 於 我 自 己 的 感 想 ： 則 現 在 不 論 是 國 家 的 命 運 ， 淑 世 的 人 心 ， 以 及 個人 的 遭 遇 ， 都 已 病 得 到 了 彌 留 的 時 期 ， 與 壞 得 到 了 藥 救 的 地 步 ， 呻 吟 並 不 能 稍 舒 胸臆 ， 而 憤 嫉 也 且 無 補 於 時 艱 … … 」

作 為 知 識 分 子 那 種 無 助 無 奈 無 根 的 感 覺 全 都 表 達 出 來 了 。

另 一 種 創 作 動 機 是 帶 著 使 命 感 的 ， 作 者 希 望 透 過 文 字 喚 起 流 亡 的 心 靈 ， 組 織 為 一 股 為 民 族 奮 鬥 的 對 抗 新 政 權 的 力 量 … …

例 如 林 適 存 《 鴕 鳥 》 透 過 流 亡 大 學 教授 說 出 ： 「 大 半 的 智 識 分 子 ， 他 們 受 過 敵 人 的 苦 ， 吃 過 共 產 黨 的 大 虧 ， 但 是 他 們 缺少 敵 愾 ， 逃 出 來 了 ， 躲 起 來 了 ， 再 也 怕 談 政 治 ， 甚 至 國 仇 家 恨 都 忘 了 ， 美 其 名 叫 『重 新 做 人 』 。 這 種 思 想 最 錯 誤 ， 這 是 一 類 。 還 有 … … 一 類 ， 天 天 尋 刺 激 ， 發 牢 騷 … … 。 前 者 是 逃 避 ， 後 者 是 悲 觀 ， 這 兩 種 人 最 需 要 救 濟 ， 救 濟 他 們 的 不 是 物 質 ， 而 是糾 正 他 們 那 些 犯 錯 的 思 想 和 靈 魂 。 」

例 如 曾 憲 法 《 搭 帳 篷 的 地 方 》 強 調 難民 營 文 化 和 思 想 充 實 ： 「 在 動 盪 中 來 求 安 定 ， 空 虛 中 去 求 充 實 ， 而 從 安 定 和 充 實 中來 創 造 和 諧 而 完 整 的 理 想 社 會 。 因 此 ， 他 們 抱 著 這 一 個 希 望 和 信 心 建 立 他 們 的 理 念。 於 是 ， （ 調 景 嶺 ） 報 人 聯 誼 會 首 先 創 刊 了 《 反 攻 日 報 》 ， 接 著 ， 學 生 聯 誼 會 和 教 育 工 作 人 員 聯 誼 會同 時 出 版 了 《 克 難 日 報 》 和 《 光 復 報 》 ； 這 時 ， 一 部 分 熱 心 人 士 ， 又 合 夥 經 營 了 一個 《 新 生 日 報 》 。 他 們 因 為 經 濟 力 量 有 限 ， 形 式 是 很 簡 陋 — — 只 是 一 種 壁 報 的 形 式。 但 他 們 的 心 卻 是 火 辣 辣 的 ， 他 們 想 在 這 一 塊 小 園 地 裡 ， 培 植 一 叢 由 群 體 經 營 的 偉大 花 果 出 來 。 」

五

姑 勿 論 這 些 「 流 亡 文 藝 」 創 作 目 標 如何 各 異 ， 但 現 實 主 義 風 格 卻 一 致 ， 而 且 充 滿 著 反 思 — — 對 政 治 、 民 族 、 社 會 及 自 我的 反 思 。 畢 竟 流 亡 帶 來 的 衝 擊 ， 簡 直 好 比 驚 濤 駭 浪 … …

朱 子 家 《 亂 世 文 章 》 反 思 上 海 人 在 香港 ： 「 上 海 人 一 直 有 著 一 份 類 於 狂 妄 的 自 負 ， 在 任 何 環 境 下 以 為 總 會 有 些 辦 法 … … 挾 些 黃 金 美 鈔 ， 帶 了 嬌 妻 美 妾 ， 遠 走 高 飛 ， 來 到 了 第 二 個 洋 場 與 第 二 個 『 冒 險 家 的樂 園 』 … … 一 般 的 上 海 人 ， 當 初 來 之 時 ， 天 真 地 以 為 最 多 是 三 年 五 載 ， 一 定 可 以 襆被 還 鄉 … … 於 是 頂 了 新 居 ， 依 然 大 喝 大 用 … … 夜 間 更 往 燈 紅 酒 綠 之 場 ， 還 像 在 上 海時 的 一 副 闊 少 作 風 。 但 要 不 了 多 少 時 候 ， 忽 然 發 覺 如 此 出 手 ， 坐 吃 山 空 ， 已 有 難 乎為 繼 之 勢 了 。 … … 那 時 炒 金 之 風 正 盛 ， 有 些 太 聰 明 的 人 ， 以 為 去 搶 搶 帽 子 ， 既 打 發了 時 間 ， 也 不 難 撈 些 日 用 開 銷 ， 起 初 真 是 小 做 ， 漸 漸 地 豪 氣 凌 雲 ， 居 然 放 手 大 幹 … … 記 得 一 九 四 九 年 時 ， 此 地 金 價 曾 漲 到 每 兩 六 百 多 元 ， 美 鈔 高 至 一 元 值 九 元 港 幣 ，而 上 海 的 那 批 瘟 生 戶 頭 ， 還 在 大 做 多 頭 。 惡 龍 難 鬥 地 頭 蛇 ， 幾 次 投 機 市 場 起 了 大 風浪 ， 許 多 人 竟 連 性 命 也 一 起 賠 掉 了 。 」

林 適 存 《 鴕 鳥 》 反 思 知 識 分 子 在 香 港： 「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 是 它 空 前 苦 難 時 代 ， 其 中 ， 尤 以 大 群 知 識 分 子 為 最。 他 們 遭 遇 的 浩 劫 是 空 前 的 ， 所 受 的 苦 難 也 是 空 前 的 … … 其 中 最 多 的 人 像 鴕 鳥 ， 他們 能 夠 負 重 ， 能 夠 致 遠 ， 可 是 面 臨 大 難 ， 卻 只 是 鴕 鳥 一 樣 把 頭 埋 在 沙 堆 裡 ， 遮 沒 了牠 們 的 頭 ， 以 為 敵 人 從 此 不 會 發 現 牠 們 的 尾 巴 。 他 們 逃 出 了 共 產 黨 的 網 窖 ， 以 為 生命 從 此 有 了 安 全 ， 將 沙 漠 當 成 避 秦 勝 地 … … 拯 救 中 國 的 大 難 應 該 以 知 識 分 子 為 主 ，可 悲 的 是 近 似 鴕 鳥 的 人 太 多 了 … … 」

朱 子 家 《 亂 世 文 章 》 反 思 流 亡 香 港 的困 境 ： 「 香 港 是 不 是 一 個 永 久 安 全 的 地 方 呢 ？ 且 不 要 說 太 平 洋 戰 爭 時 間 的 餘 悸 猶 在， 強 鄰 在 側 ， 而 防 衛 力 量 又 如 此 薄 弱 ， 有 些 人 且 在 此 不 斷 叫 囂 ， 借 端 製 造 事 故 。 前幾 年 ， 香 港 政 府 為 了 電 力 附 加 費 問 題 ， 曾 經 有 過 一 個 調 查 會 ， 電 力 公 司 的 代 表 在 會上 說 得 很 坦 白 ： 香 港 不 是 一 個 安 全 的 地 方 ， 公 司 為 了 保 障 股 東 的 利 益 ， 急 於 抬 高 利潤 ， 以 求 先 將 股 本 收 回 。 因 此 ， 香 港 居 民 有 燕 巢 幕 上 的 心 理 ， 無 疑 是 直 覺 而 決 不 是錯 覺 。 … … 香 港 儘 管 被 稱 為 流 亡 人 士 的 天 堂 ， 但 決 非 是 永 恆 的 天 國 。 古 人 云 ： 入 山唯 恐 不 深 ， 假 如 世 界 上 另 有 一 處 可 以 安 身 立 命 之 地 ， 最 少 是 我 ， 就 會 有 去 國 唯 恐 不遠 的 願 望 。 」

沒 錯 ， 愛 恨 中 國 之 際 ， 也 愛 恨 香 港 。

香 港 ， 既 是 「 避 秦 （ 暴 政 ） 勝 地 」 ， 也 是 「 沙 漠 」 ， 既 是 「 流 亡 人 士 的 天 堂 」 ， 也 非 「 安 全 地 方 」 。

其 時 之 文 藝 作 家 愛 利 用 他 們 的 書 名 來 形 容 香 港 ， 路 易 士 小 說 《 荒 城 》 ， 南 宮 博 小 說 《 罪 惡 園 》 ， 這 兩 個 名 字 最 有 代 表 性 呢 。
六

《 罪 惡 園 》 ， 五 十 年 代 香 港 。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新 生 晚 報 》統 計 及 分 析 年 來 的 罪 惡 ： 「 報 警 事 件 ， 從 上 年 的 三 十 二 萬 九 千 九 百 八 十 宗 ， 增 為 四十 三 萬 六 千 五 百 四 十 九 宗 … … （ 警 務 處 ） 年 報 認 為 這 些 數 字 證 明 了 經 濟 情 形 惡 化 的後 果 … … 大 家 在 可 憐 的 生 活 條 件 下 擠 居 在 一 起 ， 在 幾 乎 難 以 置 信 的 艱 苦 之 下 生 活 並競 爭 。 許 多 人 不 但 自 己 挨 餓 ， 連 自 己 的 子 女 也 挨 飢 餓 ，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 是 不 可 能期 望 犯 罪 的 情 形 會 有 好 轉 的 。 」

沒 錯 ， 大 家 都 挨 餓 ， 為 了 求 生 ， 甚 麼可 恥 的 事 情 都 要 幹 ， 最 普 遍 就 是 木 屋 區 的 賣 淫 風 氣 ， 丈 夫 在 木 屋 門 外 為 妻 子 或 女 兒扯 皮 條 … … 這 些 木 屋 只 有 兩 個 房 間 ， 一 間 用 作 做 愛 ， 其 餘 一 間 則 住 著 賣 笑 者 的 年 老患 病 的 父 母 或 稚 齡 的 幼 弟 幼 妹 ， 而 病 者 的 呻 吟 聲 ， 少 者 的 飢 啼 聲 ， 往 往 傳 進 尋 芳 客的 耳 中 … …

路 易 士 的 小 說 《 荒 城 》 （ 連 載 於 五 四年 的 《 新 生 晚 報 》 ） ， 描 寫 女 學 生 發 現 母 親 是 個 妓 女 ， 而 老 師 開 導 她 ， 求 她 原 諒 母親 ： 「 不 但 你 母 親 ， 世 界 上 還 有 成 千 成 萬 這 樣 的 女 人 … … 她 們 這 一 輩 吃 苦 是 吃 定 了， 沒 有 辦 法 ， 但 願 她 們 的 女 兒 不 會 再 跟 她 們 一 樣 … … 」

沒 錯 ， 在 流 亡 的 年 代 ， 性 的 出 賣 就 是 自 我 的 毀 滅 — — 甚 麼 人 性 的 尊 嚴 都 消 失 了 。

調 轉 來 說 ， 當 人 性 尊 嚴 淪 亡 ， 性 愛 也 失 去 了 意 義 。

張 一 帆 的 《 春 到 調 景 嶺 》 有 一 段 細 節 ， 正 好 對 此 描 寫 。 其 中 一 個 男 人 叫 明 中 ， 他 因 為 求 生 ， 為 了 錢 替 色 情架 步 做 「 替 死 鬼 」 — — 警 方 ★ 檔 之 際 自 認 係 老 闆 ， 跟 著 坐 監 。 出 監 之 後 明 中 慾 火 焚心 ， 與 妓 女 冰 兒 上 床 ， 豈 料 一 談 到 無 處 為 家 前 途 渺 茫 時 ， 慾 火 冷 卻 … …

「 冰 兒 並 不 似 一 般 妓 女 那 樣 會 逗 弄 風情 ， 只 是 靜 靜 的 臥 在 他 的 懷 裡 ， 等 待 對 方 『 施 展 』 。 明 中 這 時 真 是 『 冷 水 澆 頭 懷 抱冰 』 ， 一 切 繾 綣 情 懷 ， 消 逝 得 無 影 無 蹤 … …

「 冰 兒 酣 睡 了 一 夜 ， 睜 開 惺 忪 睡 眼 ， 見 天 已 大 亮 ， 她 分 外 高 興 ， 裂 著 下 唇 問 ：

「 昨 天 晚 上 … … 」

「 … … 」 明 中 搖 搖 頭 不 說 甚 麼 。

「 為 甚 麼 一 次 也 不 來 ？ 」

「 反 攻 大 勢 以 後 再 『 來 』 吧 ！ 」 明 中 差 一 點 哭 出 來 。

嘿 ， 好 一 句 「 反 攻 大 陸 以 後 再 來 吧 」， 作 者 明 顯 地 將 性 （ 人 性 一 部 分 ） 與 政 治 拉 在 一 起 ， 精 神 上 我 們 給 政 治 毀 容 ， 肉 體上 我 們 給 政 治 閹 割 ， 一 切 都 變 得 沒 有 意 義 了 。

七

流 亡 的 群 體 性 。

也 許 人 是 一 種 群 體 動 物 ， 所 以 連 流 亡 都 變 成 群 體 性 。 大 家 都 害 怕 孤 獨 … …

「 不 如 ， 去 調 景 嶺 吧 ！ 」

一 九 五 ○ 年 ， 調 景 嶺 只 有 一 萬 人 ， 但 一 九 五 三 年 已 暴 增 至 三 萬 人 有 多 。 調 景 嶺 就 成 為 流 亡 者 的 「 聖 地 」 。

在 這 裡 ， 一 種 「 對 衡 共 產 主 義 」 的 意 識 形 態 在 醞 釀 著 ， 正 如 曾 憲 法 《 搭 帳 篷 的 地 方 》 指 出 情 況 ：

「 『 你 看 這 滿 山 遍 野 的 （ 國 民 黨 ） 國 旗 飄 揚 ， 是 多 麼 的 美 麗 呀 ， 它 簡 直 要 把 調 景 嶺 燒 紅 了 。 』

葭 之 感 動 的 望 了 望 她 ， 隨 即 用 一 種 堅 定 而 激 動 的 口 吻 說 ：

『 這 飄 揚 在 滿 山 的 國 旗 ， 它 正 代 表 了一 種 正 義 的 聲 音 ， 王 雲 ， 妳 不 要 小 覷 這 塊 搭 帳 篷 的 地 方 ， 黃 炎 子 孫 正 在 這 黑 山 的 一角 ， 發 出 了 獅 子 的 咆 哮 ！ 』 」

其 實 ， 調 景 嶺 遺 民 視 台 灣 為 最 終 歸 隊 之 大 本 營 ， 他 們 與 台 灣 政 權 聯 絡 ， 但 不 知 怎 地 不 為 接 納 … …

他 們 憤 怒 過 ， 投 函 報 章 咆 哮 ： 「 你 們台 灣 ， 對 待 流 浪 海 外 的 難 胞 ， 似 乎 也 更 忍 心 了 ， 沒 有 徹 底 姑 息 ， 體 恤 援 助 … … 自 己有 家 不 能 歸 ， 父 母 兄 弟 妻 子 離 散 ， 在 此 露 宿 街 頭 ， 飢 寒 交 迫 … … 」 （ 一 九 五 五 年 一月 十 一 日 《 星 島 日 報 》 ）

既 然 海 岸 以 外 閉 門 不 納 ， 遺 民 憤 而 自 殺 以 死 相 諫 ， 非 常 悲 壯 。

《 春 到 調 景 嶺 》 其 中 一 人 物 自 殺 時 留 下 致 總 統 遺 書 ：

「 敬 愛 的 總 統 ， 我 今 年 二 十 九 歲 ， 照 我 的 健 康 程 度 來 說 ， 應 該 還 能 再 活 三 十 年 。 現 在 ， 我 把 這 三 十 年 應 該 活 下 去 的 歲 月， 獻 給 您 ， 作 為 慶 祝 您 六 十 四 歲 的 壽 誕 ， 並 且 希 望 您 完 成 反 攻 大 陸 的 功 業 。 以 我 的死 ， 請 求 您 把 聚 集 在 調 景 嶺 的 同 胞 ， 盡 速 的 收 納 到 台 灣 去 ， 賦 予 他 們 反 共 的 工 作 崗 位 … … 如 果 能 實 現 ， 則 我 的 死 ， 是 愉 快 的 。

— — 胡 雨 時 絕 筆 」

唉 ， 二 十 九 歲 的 絕 命 書 。

八

香 港 的 「 流 亡 電 影 」 。

如 何 把 握 資 料 ？ 我 曾 經 感 到 困 惑 。

五 十 年 代 香 港 電 影 確 實 有 頗 多 流 亡 現 象 的 描 寫 ， 但 用 較 含 蓄 方 法 處 理 ， 都 只 說 戰 亂 人 海 浮 生 ， 女 的 淪 為 舞 女 ， 男 的 慘 受 失 業 和 疾 病 的 煎 熬 … …

「 戰 亂 」 ？ 甚 麼 戰 亂 ？ 為 甚 麼 流 亡 ？ 為 甚 麼 要 輕 描 淡 寫 一 筆 帶 過 ？

唉 ， 香 港 和 中 共 大 陸 ， 脈 絡 相 承 ， 政 治 關 係 微 妙 ， 其 時 作 為 最 重 要 的 大 眾 媒 介 的 電 影 ， 明 顯 地 是 有 所 避 忌 的 ， 不 願 意 正 面 接 觸 問 題 。

「 果 敢 」 的 電 影 哪 裡 去 了 ？

那 時 候 的 「 流 亡 文 藝 」 甚 為 盛 行 ， 難 道 電 影 毫 無 感 染 嗎 ？

畢 竟 事 隔 三 十 多 年 ， 這 麼 漫 長 ， 脈 絡 還 可 以 探 測 嗎 ？

杜 雲 之 著 《 中 國 電 影 史 》 正 好 填 滿 我 底 思 想 的 空 白 ， 我 覺 得 我 有 必 要 引 用 他 的 資 料 ：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 一 九 五 四 ） ， 上 官清 華 創 辦 的 清 華 影 業 公 司 攝 製 《 新 漁 光 曲 》 （ 一 九 五 五 年 上 映 ） ， 馬 徐 維 邦 導 演 ，上 官 清 華 、 陳 厚 、 羅 維 、 劉 恩 甲 、 楊 志 卿 、 馬 笑 儂 主 演 。 故 事 敘 述 中 國 大 陸 沿 海 的漁 民 ， 不 堪 中 共 迫 害 ， 貧 困 飢 餓 ， 難 以 生 存 。 燃 起 了 反 抗 的 怒 火 ， 擊 殺 共 幹 ， 揚 帆逃 離 ， 投 奔 自 由 。 這 是 香 港 第 一 部 製 作 ， 難 得 看 見 的 反 共 影 片 。 」

李 湄 創 辦 的 北 斗 影 業 公 司 ， 攝 製 反 共影 片 《 燕 歸 來 》 （ 又 名 《 曼 谷 之 戀 》 ， 一 九 五 八 ） ， 馬 徐 維 邦 導 演 ， 李 湄 主 演 。 故事 敘 述 中 共 的 一 個 技 藝 團 到 泰 國 去 表 演 ， 其 中 有 個 女 團 員 幾 經 困 難 和 危 機 ， 脫 離 監視 ， 逃 出 技 藝 團 ， 投 奔 自 由 。 這 是 根 據 真 實 故 事 改 編 攝 製 的 影 片 … …

《 烏 夜 啼 》 （ 台 灣 改 名 《 馬 路 小 天 使》 ， 一 九 五 七 ） ， 是 新 天 影 片 公 司 出 品 。 李 翰 祥 繼 《 雪 裡 紅 》 後 導 演 的 第 二 部 影 片。 林 翠 ， 歐 陽 莎 菲 、 金 銓 、 嚴 昌 、 嚴 慧 主 演 。 故 事 敘 述 逃 亡 到 香 港 來 艱 苦 生 活 的 義民 ， 父 親 死 了 ， 一 家 靠 母 親 （ 歐 陽 莎 菲 飾 ） 帶 領 一 大 群 孩 子 ， 住 在 木 屋 區 中 。 母 親敲 石 子 ， 兒 女 糊 火 柴 盒 子 、 洗 衣 服 謀 生 。 不 幸 母 親 為 了 救 護 孩 子 ， 被 炸 山 的 巨 石 壓死 。 這 家 就 由 大 女 兒 （ 林 翠 飾 ） 負 擔 起 來 。 她 找 不 到 工 作 ， 淪 為 黑 燈 小 舞 場 做 舞 女， 遭 輕 狂 客 人 污 辱 。 她 為 了 弟 妹 生 活 ， 含 淚 忍 受 。 但 弟 妹 們 卻 不 同 意 姊 姊 出 賣 自 己來 養 活 他 們 ， 發 生 衝 突 ， 弟 妹 們 在 風 雨 夜 出 走 。 姊 姊 瘋 狂 的 到 處 找 他 們 ， 直 到 黎 明時 ， 在 母 親 的 墳 上 看 見 弟 妹 們 睡 在 墳 邊 。 他 們 沒 有 姊 姊 照 顧 ， 只 有 依 靠 泥 土 中 的 母親 。 姊 姊 找 到 他 們 後 ， 得 到 諒 解 。 她 不 再 去 小 舞 場 工 作 ， 要 堅 強 的 和 弟 妹 們 一 起 活下 去 。 《 烏 夜 啼 》 描 繪 流 浪 在 香 港 義 民 的 生 活 ， 悲 慘 真 實 感 人 ， 是 部 有 內 容 的 寫 實影 片 。 」

「 《 半 下 流 社 會 》 是 根 據 趙 滋 藩 原 著的 同 名 小 說 改 編 ，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 一 九 五 五 ） 亞 洲 出 品 。 屠 光 啟 導 演 ， 易 文 編 劇 ，楊 文 凱 、 陳 厚 、 童 真 、 賀 賓 、 劉 琦 、 陳 芸 、 吳 家 驤 、 張 瑛 、 王 元 龍 主 演 。 故 事 敘 述中 國 大 陸 陷 共 後 ， 多 少 富 有 正 義 感 的 知 識 分 子 ， 不 甘 在 暴 政 下 生 活 ， 顛 沛 流 亡 ， 逃到 香 港 來 謀 生 。 他 們 拾 煙 蒂 、 敲 石 子 、 做 腳 夫 、 住 木 屋 、 睡 梯 角 ， 為 生 存 而 竭 力 掙扎 。 雖 然 過 著 半 下 流 的 生 活 ， 但 對 自 由 和 真 理 的 追 求 ， 一 直 未 曾 稍 懈 。 這 是 部 反 映大 時 代 中 住 在 香 港 的 流 亡 知 識 分 子 的 生 活 ， 充 滿 血 淚 和 反 共 意 識 的 寫 實 電 影 ， 有 不少 情 節 使 觀 眾 感 動 流 淚 。 如 一 位 人 們 尊 敬 的 老 教 授 ， 為 了 生 活 去 打 石 子 、 做 苦 工 ，結 果 辛 勞 過 度 病 倒 。 同 居 一 起 賣 文 的 王 亮 ， 不 惜 出 賣 自 己 的 血 ， 換 錢 來 把 教 授 送 醫院 。

但 也 有 些 經 不 起 考 驗 的 人 ， 在 困 苦 中墮 落 。 如 胡 百 熙 和 老 道 友 ， 一 個 逼 著 老 婆 去 做 妓 女 ， 一 個 教 兒 子 假 裝 『 孝 子 』 告 地狀 。 結 果 老 婆 離 開 了 丈 夫 。 父 親 為 了 逃 避 警 察 ， 從 天 台 上 失 足 跌 死 。 可 憐 的 意 志 薄弱 ， 心 胸 窄 小 的 李 曼 （ 劉 琦 飾 ） ， 她 原 是 王 亮 的 女 友 ， 也 是 這 群 人 中 最 有 希 望 的 ，但 為 了 妒 忌 和 虛 榮 ， 迷 失 了 途 徑 ， 迷 亂 了 理 性 ， 她 一 怒 而 離 開 了 半 下 流 社 會 ， 投 入富 商 的 懷 內 ， 被 金 屋 藏 嬌 。 使 大 家 的 確 受 到 心 理 上 影 響 和 打 擊 。 但 後 來 她 又 認 清 一切 ， 恢 復 理 性 悔 悟 了 ， 又 回 到 他 們 的 隊 伍 來 。

《 半 下 流 社 會 》 是 這 時 期 香 港 電 影 中 的 傑 作 。 它 沒 有 說 教 ， 但 教 人 懂 得 怎 樣 才 是 做 人 的 真 理 … … 」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 一 九 六 ○ ） … … 華 僑 影 業 公 司 攝 製 反 共 影 片 《 一 萬 四 千 個 證 人 》 是 最 大 的 收 穫 ， 得 到 第 一 屆 金 馬 影 展 優 等 劇 情 片 獎 。

《 一 萬 四 千 個 證 人 》 是 華 僑 和 香 港 海燕 影 片 公 司 合 作 攝 製 。 王 豪 導 演 ， 潘 壘 編 劇 ， 王 豪 、 李 行 、 雷 鳴 、 王 俠 、 趙 平 、 李振 中 、 李 憲 章 、 高 翔 、 魏 平 澳 、 黃 宗 迅 等 主 演 。 故 事 敘 述 韓 戰 中 反 共 義 士 在 戰 俘 營中 的 生 活 ； 他 們 堅 拒 中 共 的 誘 惑 ， 投 奔 自 由 來 到 台 灣 。 中 共 派 出 大 批 幹 部 ， 在 板 門店 進 行 個 別 說 服 反 共 義 士 ， 遭 義 士 的 怒 罵 毆 辱 。 共 幹 又 運 用 陰 謀 ， 故 意 延 長 『 洗 腦』 時 間 ， 最 後 還 有 很 多 義 士 ， 沒 有 經 過 『 去 台 灣 ？ 還 是 回 中 國 大 陸 ？ 』 這 一 詢 問 的手 續 ， 只 有 推 派 一 個 人 做 代 表 ， 由 他 的 意 見 來 決 定 全 體 未 經 詢 問 的 義 士 的 命 運 。 而這 個 被 選 為 代 表 的 人 ， 卻 是 中 共 潛 伏 在 義 士 營 中 的 特 務 。 由 於 他 的 領 導 才 能 ， 選 為總 代 表 ， 但 他 看 見 中 共 的 暴 政 ， 和 被 義 士 的 熱 烈 反 共 情 緒 所 感 動 ， 在 最 後 的 一 剎 那， 決 定 義 士 們 命 運 的 時 刻 轉 變 ， 表 示 他 要 去 台 灣 ， 決 不 返 中 國 大 陸 。 使 中 共 整 個 的誘 騙 陰 謀 失 敗 。 一 萬 四 千 個 反 共 義 士 終 於 投 奔 自 由 ， 來 到 復 興 基 地 的 台 灣 。 」

台 灣 學 者 杜 雲 之 用 簡 潔 有 力 的 文 字 ，清 楚 地 向 我 們 講 述 了 這 些 「 反 共 」 電 影 的 面 貌 ， 很 明 顯 地 指 出 這 些 電 影 有 直 接 亦 有間 接 觸 及 「 流 亡 」 的 主 題 ， 而 國 際 電 影 節 也 很 努 力 地 追 尋 這 些 片 子 的 下 落 ， 能 夠 找到 的 就 只 有 《 新 漁 光 曲 》 、 《 半 下 流 社 會 》 和 《 一 萬 四 千 個 證 人 》 ， 不 過 ， 我 覺 得已 經 很 有 代 表 性 了 。

九

投 奔 怒 海 ， 《 新 漁 光 曲 》 。

馬 徐 維 邦 （ 因 《 夜 半 歌 聲 》 成 名 ） 流 亡 香 港 之 作 ， 他 依 然 用 那 種 簡 單 得 接 近 寓 言 方 式 的 敘 事 法 講 故 事 ：

從 前 有 一 條 漁 村 ， 大 家 日 出 而 作 ， 日入 而 息 ， 日 子 過 得 平 凡 而 歡 樂 ， 村 裡 有 一 對 金 童 玉 女 本 應 該 生 活 得 很 快 樂 ， 但 好 景不 常 ， 村 裏 竟 來 了 一 班 惡 人 ， 他 們 穿 著 都 像 幹 部 ， 口 口 聲 聲 要 教 育 漁 民 ， 為 漁 民 謀福 利 ， 但 漸 漸 惡 霸 本 色 表 露 無 遺 ， 於 是 金 童 率 領 漁 民 投 奔 怒 海 ， 找 尋 新 的 天 地 ， 而留 下 的 玉 女 險 遭 狼 吻 ， 好 友 啞 巴 手 刃 惡 霸 ， 二 人 被 追 殺 之 際 ， 金 童 的 漁 船 回 來 接 應， 救 起 他 們 奔 赴 美 好 新 世 界 。

《 新 漁 光 曲 》 隻 字 不 提 國 家 和 政 治 ，但 透 過 簡 樸 的 寓 言 ， 明 顯 地 影 射 中 共 政 權 ， 而 玉 女 望 海 唱 歌 「 爹 娘 兄 弟 多 離 散 ， 夫妻 分 散 更 傷 神 … … 一 天 天 海 外 望 漁 歸 」 ， 亦 顯 明 地 渴 望 流 亡 之 後 的 回 歸 。 而 金 童 也真 的 回 來 救 她 。

沒 錯 ， 「 回 歸 」 ， Return， （ 第 二 次世 界 大 戰 麥 克 阿 瑟 的 神 話 式 名 句 ： 「 I Shall Return!」 ） ， 也 是 一 種 寓 言 。 而 這去 馬 徐 維 邦 作 品 《 夜 半 歌 聲 》 （ 一 九 三 七 ） 和 《 夜 半 歌 聲 續 集 》 （ 一 九 四 一 ） 都 強調 著 「 回 歸 」 的 寓 言 ： 被 政 治 （ 軍 閥 ） 毀 了 容 的 宋 丹 萍 ， 他 的 頑 強 意 志 要 他 重 回 人間 鬥 爭 到 底 … … 回 歸 … …

《 新 漁 光 曲 》 的 「 回 歸 」 ， 我 覺 得 是 帶 著 政 治 寓 言 色 彩 的 ， 亦 代 表 流 亡 人 士 的 集 體 意 識 ： 「 反 攻 大 陸 」 。

愛 恨 香 港 ， 《 半 下 流 社 會 》 。

屠 光 啟 製 作 非 常 嚴 謹 ， 主 題 思 想 明 確 直 接 ， 一 開 場 以 旁 白 講 述 知 識 分 子 流 亡 香 港 ， 為 生 存 竭 力 掙 扎 ， 然 後 高 空 俯 鏡 拍 攝 調 景 嶺 ， 旁 白 說 道 ： 「 這 就 是 他 們 的 精 神 堡 壘 — — 調 景 嶺 ， 他 們 的 愛 情 、 溫 情 、 同 情 ， 形 成 一 個 半 下 流 社 會 。 」

甚 麼 是 半 下 流 社 會 ？

因 為 這 些 人 在 解 放 前 都 是 大 學 生 、 作家 、 教 授 等 ， 本 來 就 屬 於 上 層 階 級 ， 豈 料 淪 落 香 港 ， 身 份 下 降 ， 在 社 會 經 濟 層 面 上他 們 是 下 等 人 ， 但 在 知 識 思 想 層 面 上 則 屬 上 等 人 ， 所 以 不 能 算 是 完 全 下 流 ， 只 算 是半 下 流 了 。

明 顯 地 片 子 立 場 是 對 香 港 不 存 奢 望 （ 甚 至 沒 有 好 感 ） ， 只 要 聽 片 中 插 曲 便 可 知 了 。 這 是 集 體 唱 的 中 秋 月 望 鄉 歌 ：

「 念 故 鄉 ， 念 故 鄉 ， 遍 地 是 災 荒 ， 吃不 飽 穿 不 暖 ， 百 姓 苦 難 當 。 望 故 鄉 ， 望 故 鄉 ， 到 處 有 豺 狼 。 秋 風 緊 ， 秋 夜 深 ， 何 日回 故 鄉 。 回 故 鄉 ， 回 故 鄉 ， 一 齊 回 故 鄉 ， 把 豺 狼 一 掃 光 ， 重 整 破 田 莊 … … 」

因 為 大 家 不 以 香 港 為 「 樂 土 」 ， 所 以 才 會 望 故 鄉 ， 渴 望 回 歸 。

故 鄉 滿 是 豺 狼 ， 香 港 也 一 樣 滿 是 豺 狼 。

片 中 兩 個 女 性 的 遭 遇 ， 是 編 導 明 顯 地 拿 來 暴 露 香 港 社 會 的 醜 惡 。

首 先 ， 是 潘 令 嫻 ， 一 個 柔 弱 的 女 性 ，被 丈 夫 壓 迫 做 妓 女 。 好 友 王 亮 偶 然 遇 見 ， 決 心 幫 她 跳 出 火 坑 ， 但 為 鴇 母 監 視 （ 舊 時的 板 間 房 是 通 頂 的 ， 人 站 在 閣 樓 就 可 俯 視 一 切 ） ， 潘 令 嫻 和 王 亮 那 夜 就 要 被 迫 做 愛了 。 這 個 場 面 與 上 文 《 春 到 調 景 嶺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都 是 說 流 亡 者 連 帶 性 身 份 都 給 毀 了 容 。

跟 著 ， 李 曼 ， 知 識 分 子 們 的 「 集 體 代 表 」 — — 用 她 的 名 字 投 稿 ， 但 給 成 名 所 誤 ， 厭 倦 調 景 嶺 生 涯 ， 認 為 這 樣 會 「 屈 死 」 自 己 ， 寧 願 給 富 商 玩 弄 ， 金 屋 藏 嬌 ， 還 差 點 自 殺 … …

到 這 個 時 候 ， 流 亡 者 已 經 陷 於 分 裂 ， 非 要 製 造 另 一 個 危 機 不 能 重 整 團 結 陣 形 ， 於 是 調 景 嶺 爆 發 一 場 大 火 災 ， 李 曼 歸 隊 了 ， 潘 令 嫻 受 傷 了 ， 但 她 說 出 最 後 總 結 的 一 句 話 ： 「 這 一 場 火 燒 得 我 們 更 團 結 。 」

沒 錯 ， 團 結 性 ， 這 是 流 亡 者 的 群 體 趨向 ， 《 新 漁 光 曲 》 已 經 側 面 的 作 過 描 寫 ， 但 《 半 下 流 社 會 》 卻 清 清 楚 楚 向 大 家 講 得明 白 。 片 子 在 結 局 半 小 時 以 交 叉 剪 接 方 法 ， 一 邊 廂 交 代 調 景 嶺 上 王 亮 眾 人 過 著 集 體 的 中 秋 節 （ 還 合 唱 望 鄉 歌 ） ， 一 邊 廂 交 代 李 曼 隻 影 形 單 的 過 著金 絲 雀 的 中 秋 （ 富 商 傳 信 ， 因 生 意 失 敗 離 她 而 去 ） 。 將 群 體 處 境 與 個 人 處 境 作 對 比， 導 演 除 製 造 心 理 衝 突 之 外 ， 還 製 造 意 識 形 態 的 衝 突 — — 「 同 心 合 力 ， 民 族 有 救 」。

諷 刺 的 地 方 在 於 ， 解 放 之 前 ， 只 有 共 產 黨 強 調 群 眾 力 量 ， 而 流 亡 歲 月 ， 似 乎 人 人 都 要 講 群 眾 力 量 ， 難 道 這 就 是 大 勢 所 趨 ， 歷 史 潮 流 不 可 抗 拒 嗎 ？

如 果 這 是 醒 覺 的 話 ， 是 否 醒 覺 得 太 遲 呢 ？

愛 恨 中 國 ？ 還 是 愛 恨 中 國 人 民 ？

十

愛 恨 中 國 ， 《 一 萬 四 千 個 證 人 》 。

《 新 漁 光 曲 》 和 《 半 下 流 社 會 》 所 強 調 的 群 眾 力 量 ， 《 一 萬 四 千 個 證 人 》 把 它 神 話 化 。

王 豪 執 導 的 這 部 電 影 ， 充 分 把 握 早 期大 銀 幕 的 電 影 美 學 ， 技 巧 直 追 五 十 年 代 荷 李 活 流 行 拍 攝 的 戰 俘 電 影 （ 例 如 一 九 五 三年 比 利 ‧ 懷 德 的 《 戰 地 軍 魂 》 Stalag17， 又 例 如 一 九 五 七 年 大 衛 ‧ 連 的 《 桂 河 橋 》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 可 見 幕 後 是 有 優 秀 的 電 影 工 作 人 員 （ 可 能 是 外 國 電影 工 作 者 ） 全 面 支 持 才 可 拍 成 的 。

「 我 們 要 投 奔 自 由 ， 我 們 要 去 台 灣 ！ 」 這 是 全 片 的 主 題 。

集 中 營 的 一 萬 四 千 個 戰 俘 就 是 一 種 群 體 力 量 ， 怹 們 堅 決 脫 離 共 產 主 義 ， 其 中 最 煽 情 的 場 面 ， 就 是 拚 命 掛 起 「 青 天 白 日 滿 地 紅 」 的 國 民 黨 旗 ， 因 為 日 內 瓦 條 約 規 定 ， 戰 俘 是 不 准 許 掛 國 旗 的 。 他 們 利 用 有 限 的 物 資 縫 製 了 一 面 國 旗 ， 但 缺 乏 「 青 天 白 日 滿 地 紅 」 的 紅 色 顏 料 ， 眾 人 就 咬 傷 指 頭 ， 以 自 己 的 鮮 血 染 紅 國 旗 。 第 二 天 的 早 上 ， 這 些 戰 俘 就 前 仆 後 繼 的 衝 擊 美 軍 封 鎖 網 ， 終 於 能 夠 掛 起 國 旗 … …

被 選 為 總 代 表 的 中 共 特 務 ， 他 的 處 境 與 《 半 下 流 社 會 》 的 李 曼 相 同 ， 就 是 個 人 與 群 體 意 志 的 衝 突 ， 而 必 然 地 ， 這 是 失 敗 的 … …

反 共 ， 就 要 有 群 眾 基 礎 ， 歷 史 地 回 顧， 這 醒 覺 畢 竟 太 遲 了 （ 《 一 萬 四 千 個 證 人 》 拍 於 一 九 六 ○ 年 ， 相 隔 解 放 十 一 年 ） 。甚 至 今 時 今 日 ， 遷 徙 往 台 灣 逾 四 十 年 的 老 人 家 ， 還 抱 怨 著 為 甚 麼 當 時 不 反 攻 大 陸 ，憤 怒 地 咀 咒 已 逝 的 總 統 … …

唉 ， 愛 恨 台 灣 。

《 一 萬 四 千 個 證 人 》 ， 劇 情 愈 推 展 下去 ， 你 會 愈 覺 得 一 種 精 神 混 亂 ， 到 後 來 共 黨 代 表 向 戰 俘 詢 問 個 人 意 願 時 已 淪 為 荒 謬諷 刺 的 鬧 劇 。 先 是 戰 俘 用 椅 子 投 擲 共 黨 代 表 ， 當 局 唯 有 將 椅 子 釘 在 地 上 ， 但 跟 著 有人 把 紙 包 著 的 木 棍 襲 擊 共 黨 代 表 ， 然 後 兩 重 身 份 的 戰 俘 代 表 ， 突 然 脫 衣 ， 露 出 胸 膛所 刺 的 四 個 字 ： 「 決 心 反 共 」 。 一 個 諷 刺 的 世 界 ， 它 所 反 映 的 其 實 是 一 種 絕 望 ， 唯有 利 用 諷 刺 和 荒 謬 製 造 夢 幻 ， 讓 觀 眾 的 鬱 結 得 到 宣 洩 而 同 時 產 生 幻 想 。 變 相 的 鴕 鳥精 神 。

十 一

我 不 知 道 應 該 怎 樣 總 結 。

我 們 這 個 民 族 實 在 太 複 雜 了 。

愛 恨 中 國 ， 愛 恨 香 港 ， 愛 恨 台 灣 。

北 京 六 四 事 件 之 後 ， 知 識 分 子 都 作 著 各 種 反 思 ， 是 喜 還 是 悲 ， 不 得 而 知 。

中 華 民 族 是 一 個 精 神 分 裂 的 巨 人 ， 數 千 年 來 都 掙 扎 於 極 權 與 民 主 之 間 。

作 為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的 我 也 一 樣 陷 於 精 神 分 裂 ： 中 國 ， 我 愛 您 ， 我 恨 您 。

（ 寫 於 一 九 九 ○ 年 ）

I have been studying Taiwan affairs for only part of that period but long enough to have formed and retained strong impressions of salient features of Taiwan’s development, including both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nd other conditions. Almost 30 years ago, I was a guest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Double Tenth celebration, and what I recall from that experience differs greatly from what I think I know about Taiwan today.

Not only has the nomenclature changed; so have the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of politics, economics, education, health, welfare and every kind of social organization.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contexts with which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aiwan and their rulers must cope have greatly changed.

And surely, one of the greatest changes i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in Taiwan and peopl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vel, investment, military preparedness and other aspects of cross-strait interaction have been altered.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expiration of Taiwan was taken for granted by eli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many of the capital cities of its members, including Washington, D.C. Even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ed a relationship of codependenc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hat relationship was expected to wither. Diplomatic recognitions would be withdrawn one by one,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ould draw Taiwan into the PRC’s orbit.

These and other predictions were sometimes borne out, but their effects were not as expected: Taiwan has remained a viable, sovereign country.

What happened? This question has been answered more fully by others, and the story will be told and retold for years to come. To this observer’s eyes and ears, it is a poignant one.

As guest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1970s, it was understandable that our group of visitors would be hosted by diplomats drawn from that portion of the populace affiliated with the ruling part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ose who ruled were from a place that had become known as the PRC, not of the shrunken territory called the ROC. If the rulers were from China, the ruled were natives of Taiwan.

The official line, and ruling party line, ignored this anomaly. When foreign observers drew attention to it, they would be assured that all lived in harmony, that place of birth and all else associated with it were of minor concern. It was not long before they learned otherwise.

Remarkably, in the subsequent story of the gradual, if often conflicting, alterations in power politics,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in the authoritarian ruling group were themselves instrumental in affecting the devolution of power from the control of a few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Whil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is not complete–every society’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require ongoing renewal–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ve saved Taiwan from extermination. What of the future? Scenarios of optimism and pessimism are available. One source of concern is the view that Taiwan’s status is at the merc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he PRC’s ambition to “rise” allow recognition that Taiwan is too big and too different to be harmoniously absorbed? Will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 or compromise, its admiration and support for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in the face of China’s enhanced presence in Asia’s power configurations? Another source of pessimism lies in the frequently heard assertion that PRC leaders cannot afford to deviate from hard-line insistence that Taiwan come under their rule. This theory is, of course, founded on an abundance of empirical precedents: Politicians do whatever they must to stay in power. Which Chinese politician wants to be accused of “losing Taiwan”? If precedent were all there is to judge from, the outcome might be predictable. Yet, just recently, Beijing made conciliatory moves in response to simmering demands in Hong Kong for enhanced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One might point to additional instances in Asian and world politics wh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hanges came unexpectedly.

That such changes might be in the offing for Taiwan is not a matter of faith, but of recognition of contingency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ambitious men and women who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eager to make their mark. I, for one, believe that Double Tenth will be celebrated for many years to come.

James Robinson is a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commentator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GIO ROC : Taiwan saved by democratization

When the time came for me to take my yearly break this year, I decided to combine leisure with work and set my mind on visiting my dear friends in Pakistan. So I booked my ticket and packed my bags for Pakistan, where I hoped to visit friends I had made a few years ago while also visiting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where I wanted to do some pain-staking though necessary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links between Pakistan and Southeast Asia. (I am, in fact, writing a book about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Muslims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Prior to making the trip from Berlin to Islamabad, I made the usual round of good-byes and was somewhat surprised by the reaction of my colleagues in Europe. Most, if not all, had offered me the same morsel of advice: “You are going to Pakistan for your holiday? Be careful! I’ve heard that terrible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re now!” When I asked them where they received this nugget of pedestrian wisdom, the answer was invariably the same: “I saw it on TV”, “watched it on CNN” or “read it in the newspapers on the metro”.

That so many of my — admittedly educated and usually level-headed — friends could say such things would have struck me as odd several years ago, though sad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e live in today I have to say that their reaction was understandable. Cliché though it is, it remains a deplorable fact that the image of Pakistan in the global media is rock-bottom at the moment.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and following incessant reports of recent tragic events, popular perception of Pakistan abroad is at an all-time low. From the corridors of power in the capitals of the West to the level of ordinary street prattle and the tabloid press worldwide, Pakistan is inching precariously close to being categorised as a ‘rogue state’ or ‘dysfunctional polity’, even though the terms have not come into official circulation — yet.

But these are precisely the times when foreign observers —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sai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the Enlightenment, as we are reminded time and again) — should exercise a modicum of enlightened self-criticism and introspection. After all, I have just come from Germany, where, as we all know by now, cannibalism has made a somewhat dramatic comeback after being unfashionable for centuries. How would Germans feel if other countries were to issue travel warnings to their citizens who intended to go there for their holidays? “When in Germany, be kind to the natives but always count your fingers after shaking hands with the locals.”

Much of the negative publicity heaped on Pakistan has to do with the outside world’s ignorance of local Pakistani affairs and politics. Issues like the so-called ‘Islamic bomb threat’ have been blown out of proportion and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the focus that has been put on Pakistan is unfair to say the least. It is well known that Israel has shared its nuclear know-how with other states, yet thus far the outcry against Israel has been muted. And if fears of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ethno-nationalist sectarian conflict are the issues that have kept visitors away from Pakistan, then surely the same problems affect other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Eastern Europe, where neo-Fascist right-wing parties are visibly on the rise.

The unbalanced approach of the global media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a case of Pakistan-bashing in the crudest of terms. But these are times when bashing the reputation of Muslim countries is en vogue, and like Pakistan, Malaysia too has been roped into this sordid ‘nukes-for-sale’ business. Needless the say that the damage that is being don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se countries can be counted in terms of lost tourist earnings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n Muslims be blamed if they think that there is an undeclared conspiracy against Muslim nations the world over?

The lesson to be leant from this fiasco is that Muslim states and societies really have to get their acts together and do some serious public relations work. Though we are loathe to admit it,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image of Islam and Muslims at the moment is deploringly bad. This is as much our fault as it is due to the ignorance of others.

One central tenet of Islam is da’wa, to reach out and to tell others of and about Islam. Thi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simply trying to preach the message of Islam, but also to tell the world about the normative experiences of Muslims too. While being honest and open about our failings, highlighting the plight of Muslim nations is also a part of da’wa. So is telling the positive story of the successes of Muslims in fields as diverse as economics, medicine and education.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an enlightened alim would state that to even improve business links and expand trade with other nations falls under the broadest scope of da’wa as well. For by doing so Muslims would not simply be communicating the message of Islam, but also saying to the world: “Look, we Muslims are just like you. We live, work, suffer, have moments of joy and sadness, have aspirations and longings, as well as fears and concerns. Why can’t you understand that all we want is to have a good, safe, prosperous life like what you already enjoy?”

For this to be successful, however, Muslim states and societies have to do several things:

For a start Muslim states and nations must stop undermining each other’s efforts or trying to undercut one another. The success —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 of one Muslim nation adds to the collective wealth of the Muslim world as a whole. Rather than trying to undermine each other’s efforts we should be helping one other, and the world by extension, via co-operation and helping our neighbours prosper.

Secondly, Muslim governments in particular should desist from the craven practice of vying against each other to be in the good books of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For too long we have seen how Muslim governments have not only failed to come to the aid of other Muslim states in crisis, but in some truly shameful instances actually helped others undermine, destabilise and even invade Muslim countries. At present Iran and Pakistan have been singled out by the global media, yet what has been the reaction of other Muslim governments? Most have opted to play safe and steered as far away from the two countries as possible.

Thirdly — and this relates to the concept of da’wa mentioned earlier — Muslims need to overcome the divisive and ultimately destructive tendency of dialectics when relating to the ‘Other’. Believing that the entire planet is against us is simply untrue. Nor is it true that the average non-Muslim in the world is a pathological Muslim-hater. The simpl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average non-Muslim simply does not know enough about Muslims and is actually ambivalent about Islam.

To put it simply, one should imagine the life of a typical stock-broker in Tokyo, who goes to work by metro in the morning, works all day till his boss leaves in the evening, has a round of drinks with his mates before stumbling home late at night, just to repeat the same ritual the next day and the for the rest of his working life. The Tokyo resident’s exposure to Muslims may be no more than a couple of minutes over the course of a week, limited to what he reads in the paper or sees on TV. Can we blame him for having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Muslims if all he sees and reads are stories about Muslims killing each other, blowing each other up or running riot in the streets?

The average Japanese working man does not have the time to read books about the history of Palestine, Bosnia or Kashmir. It is not that he is ill-disposed against Islam per se: rather he simply has not had exposure to it. This gulf of knowledge and contact can only be bridged if and when Muslims make the conscious effort to relate their experienc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a simple, objective and universally acceptable way.

For this perception to change, Muslim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 be it Pakistan or Malaysia or whichever — would have to rethink the way we present ourselv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far our attention has been obsessively focused to the West, a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remain caught in a viciou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at divide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 monochromatic logic of good and evil, black and white.

Muslim societies need to remember that the world is actually complex, heterodox and internally differentiated. We now live in a global age where we have to abandon such simplistic dialectics because it simply is no longer relevant for the times we live in. There is no singular ‘Other’ against which we can frame ourselves, but rather a multiplicity of ‘Others’ that we need to relate to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and on a multiplicity of different registers.

Talk of ‘Us’ and ‘Them’, which is so prevalent in Muslim societies today, has become redundant. For who are ‘They’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Far East, for instance, is a different kettle of fish altogether: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society do not view Islam or the Muslim world through the same lens as Western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They do not carry the historical baggage of the Crusades, for a start. The same holds true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Northern Europe, Southern Afric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asia.

To sum up, Pakistan today may be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media onslaught against Muslim states in general, but the rest of the Muslim world should not sit by and think that this media storm will pass them over. If other Muslim countries do not show some solidarity and gumption and stand by Pakistan, it may be their turn next. But for us to correct such media distortions and biases, Muslim society as a whole will have to rethink the way that it looks at itself and how it presents itself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it is actually a complex and multifarious world we face out there, one with manifold constituencies and diverse audiences, many of whom do not have really deep-rooted fears and loathing about Islam or Muslims.

Rather than see this as a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we should view it as a challenge to rise up to. Muslim countries can tell their stories still, but for our sake and the sake of future generations of Muslims, let that story be an honest and intelligent one, told with sensitivity, finesse and charm. (And the odd joke thrown in wouldn’t hurt either.)

Any Pakistani academic, student or writer who can help Dr Farish A Noor in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links betwee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Southeast Asia can contact him via Daily Times.

Dr Farish A Noor is a Malaysi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Daily Times Pakistan, February 22, 2004 : Observations of a Malaysian in Pakistan

On August 30, 2005, Indonesia lost one of its most treasured assets. The passing away of Prof Nurcholish Madjid — academic, Islamist intellectual, activist, pluralist, democrat and nationalist — was a major blow to a nation unprepared for his death. Those close to Nurcholish had known for several years that he was suffering from a host of ailments. A liver transplant only delayed the inevitable. Years of activism had taken their toll.

The passing of Nurcholish Madjid brought about an outpouring of grief. Irrespective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Indonesian lead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paid him glowing tributes. President Bambang Susilo Yudhiyono, Vice-President Muhammad Kalla, Islamist leaders like Hidayat Nur Wahid, Abdurrahman Wahid, Din Syamsuddin, Azrumardi Azra and Bachtiar Effendi were particularly generous in their praises. Nurcholish Madjid was an Islamist intellectual with a difference. Born in Jombang, East Java, he was the product of formal traditional pesantren (seminary) education. His family had close links to the Nahdatul Ulama Islamist movement and Masjumi Islamic political party (banned by Soekarno in 1960). The family was known for its Islamist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s well as activism, fierce nationalism and commitment to the ideal of an independent and unified Indonesia.

Nurcholish made his mark in the 1960s when he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Himpunan Mahasiswa Indonesia (HMI, Indone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Jakarta for two consecutive terms. Regarded a protege of Muhammad Natsir, Indonesia’s foremost nationalist-Islamist leader (and head of the Masjumi party), Nurcholish wa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Younger Natsir’. From Natsir,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Masjumi, Nurcholish learnt and internalised the ideals of an independent, post-colonial Indonesian nation-state that would stand united and proud. From the beginn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Islamism was tempered by their overwhelming desire to see the nation succeed and stay united.

In the mid-1960s Nurcholish and the leaders of the HMI were instrumental in the downfall of Soekarno. Blaming Soekarno for the rise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PKI) and the political impasse in the country, Nurcholish was one of the leaders who called for an end to authoritarian rule and a return to democracy. The HMI and other public action groups were then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s who were equally keen to see the back of Soekarno and his PKI supporters. This finally came about following the failed putsch of October 1965, which led to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KI. An estimated 500,000 members and supporters of the PKI all over Indonesia were killed.

Sadly for Nurcholish, the end of Soekarno did not lead to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Instead, the military elite under Soeharto eventually assumed de facto power, bringing about stability at the tremendous cost of ero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liberties. The rise of the army also meant the eclipse of the Islamists, as the new pro-Western (and American-backed) regime was keen to contain what was then seen as the ‘second threat’ of political Islam. Nurcholish and his contemporaries were denied access to the media and other public platforms. Once again they were forced to contemplate alternatives to political activism.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1965-1998) that the latent genius of Nurcholish Madjid came to the fore. Like many other Islamist-democrats of his generation, Nurcholish quickly realised that an outrigh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army-led regime of Soeharto amounted to courting death or imprisonment. With all the political avenues now blocked, Nurcholish turned to what was labelled ‘Islam Kultural’ (Cultural Islam). He abandoned formalised Islamist politics and turned instead to education, social advancement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He dealt with real-life issues like poverty, illiteracy and obstacles to women’s emancipation.

In 1970, his famous pronouncement “Islam Yes, Partai Islam No!” (Yes to Islam, No to Political Islam) shocked many Islamist leaders in the country. He argued for a return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slam: plural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equality of man.

It was from these ideological premises that Nurcholish created what is now known as Indonesia’s distinct blend of modernist-rationalist Islam, with its strong emphasis on pluralism, cosmopolitanism,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Rejecting culturally-specific and exclusive interpret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slam that he regarded as ‘Arabo-centric’ and alien to Indonesia, Nurcholish worked to develop an Indonesian school of thought cognisant of temporal context. Thus the once radical Islamist student leader emerged as the most vocal spokesman for Islamic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By the late 1990s Nurcholish wa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public challenge to the Soeharto regime. In 1998 he openly asked President Soeharto to stand down and accept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During the 1980s Nurcholish had also begun to focu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urban Muslims of Indonesia conscious of their Islamic heritage. The Paramadina (Onward to Medina) Association was launched with the aim of inculcating Islamic ethical norms and moral values in Indonesia’s business and bureaucratic elite. During the inter-religious flare-ups of the late 1990s, he was the first to condemn religious violence of any sort, insisting that “Being a Muslim is not — and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 being a member of a club or tribe. A Muslim is one who genuinely believes in God, however that faith may be expressed. We must respect believing Christians, Hindus and Buddhists as we respect each other.”

Today, in the wake of the bombings in Jakarta and Bali, Indonesia is at a crossroads. Indonesian Islam is badly in need of moderate leaders and articulate spokesmen like Nurcholish. His loss is a terrible blow to a nation-in-the-making. Perhaps the greatest tribute to the man i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w a whole generation of ‘Young Nurcholishes’ in Indonesia. Nurcholish Madjid occupied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greatest Islamist intellectuals and thinker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Indonesia mourns its loss, it should also be proud that this sentinel of Islamic pluralism and rationalism came from its shores.

Dr Farish A Noor is a Malaysi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based at the Zentrum Moderner Orient (ZMO), Berlin

Is a compulsory official language needed? By Lenin.

Introduction

One fundamental and yet unresolved agenda of the left is language. Beyond being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languages had developed to become ic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addresses on language as the unresolved national question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a case for vernacular languages.

Kamus Dewan defines vernacular as “relating to or a language or dialect commonly spoken by the member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r a community in a society. (yang berkaitan dengan atau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atau dialek yang dipertuturkan oleh sesuatu golongan atau kaum dalam masyarakat).

Oxford Fajar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Malay Dictionary defines vernacular as: “language or dialect spoken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or region, as compared with a formal or written language. (bahasa atau dialek yang dituturkan di negara atau kawasan tertentu berbanding dengan bahasa yang formal atau bahasa bertulis).

The term vernacular therefore refers to a non-formal language (commonly spoken) used by a particular group or a community in a society.

During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he language system (involving language, school and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Malays, Chinese, Indians and other minorities were considered to be vernacular whereas the formal language was English.

After independence, Bahasa Melayu became the national and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forming the official language system. The language system (involving language, school and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hinese, Indians and other minorities became vernacular.

A simple analogy from the above is that language system is function of power. The one in control of power imposes the choice of his language over the others. Therefore whether a language is treated as formal or vernacular is dependant on the choice of dominant power ruling the country.

During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he anti-colonialist left-movement had no problem in supporting the vernacular language/school/education. The multiracial left stood against the English language system alleging it to be discriminatory and oppressive against other languages.

Similarl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use of Japanese language system (involving language, school and education system) was opposed by the Left, based on the same reaso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issued a Nine Point anti-Japanese Manifesto in 1943. Item 6 of the manifesto sta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through a multilingual system of free education. (p.77,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Chinese version)

The CPM announced an Eight Point Programme in August 15, 1945. Item 6 of this programme stated that a democratic education system must be placed in lieu of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shall encompass multi languages. (p.105,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Chinese version)

The left view, on the equality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 as contained in their Anti-Japanese Nine Point Manifesto in 1943 and the Eight Point Programme in 1945, was surprisingly dropped.

In 1947, through the combine effort of two progressive forces comprising Malay nationalist group Pusat Tenaga Rakyat (Putera) and the All-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CJA) a document called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was formulated. In this document the earlier left views on equali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were compromised and replaced with the Malay nationalist views advocated by Putera.

Thereafter, the post independent Malaya saw the replacement of the Malay language as the national and official language replacing English. The Chinese, Tamil and other languages of the minorities took a back stage. The Alliance and Barisan Nasional governments claiming to be racially representing the races did not promote the growth of other languages. In fact the Chinese, Tamil and other minority languages faced official discrimination hampering it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independent Malaysia.

Arguably the left movements can be said to have failed in its role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is sensitive and controversial issue of language. Perhaps it is time for the left movements to review its position and make a firm stand through democratic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with relevant groups. The ensuing perspective is an outline for an open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People’s constitution and Malay nationalism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was drafted jointly by Putera and AMCJA. The AMCJA was formed in Dec 22, 1946. It then had about 400,000 members representing political parties, workers unions, women organisations and youth groups from all races and all classes. Its formation was based on six principles.

1. Consolidate Singapore with Malaya

2. Election of a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tate councils

3. Malay rulers shall have vested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people through the Council Meetings.

4. A new constitution for Malaya with special provis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5. Malay traditions and Islam fully protected by Malays through a special council.

6. Citizenship for all who adopts Malaya as the land of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declares undivided loyalty.

On the other side, Putera, which was formed on Feb 22, 1947, was made up of about 150,000 members. Its membership was represented by 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 Angkatan Pemuda Insaf (API), Kesatuan Tani, Angkatan Wanita Sedar (Awas) and some 80 other smaller organisations. It had 10 principles, in addition to the six form the above and the following four were added.

- Bahasa Melayu shall be made the national language.

- Defence and the state affairs shall be the joi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 The citizens of Malaya shall be named as Malays.

- The national flag for Malaya shall have red and white colours as the background.

Undeniably the four principles of Putera represented Malay nationalism. With an open mind AMCJA compromised and accepted these, which had the support of the CPM, the influential partner of both teams.

The attack on the vernacular system

Often it is stated that the vernacular system is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of the British. Not denying the British intent to divide and rule, one report of the British on education in 1951, i.e. Barnes Report failed to affirm that it had such intention with regard to vernacular education “… Chinese and Indians are being asked to give up gradually their own vernacular schools, an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 to schools where Malay is the only oriental language taught…”

There were objections raised by the Chinese and Indians. This prompted the tabling of the Fenn-Wu Report in the same year. It defended the vernacular system: “… any restrictive imposition of a language or two languages upon the people of Malaya would not provide a healthy atmosphere fo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and national unity”. Somehow this put a stop to any effort to implement the proposal contained in the Barnes Report.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of the Alliance government, Abdul Razak headed a committee and formulated the education policy for the soon to be free country. The Razak Report 1956 stated: “..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is country must be to bring the children of all races under a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main medium of interaction.”

The ‘ultimate objective’ policy faced tremendous opposition from Chinese educationalist movements, in particular the Dong Jiao Zong. The policy intended to close down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was temporarily disbanded. The lesser controversial Education Ordinance 1957 was well received by all races.

But, it was not too long before the controversy erupted in the form of the Rahman Talib Report in 1960. The ‘ultimate objective’ tune was replayed again and this time it was to close down secondary schools which used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The reason given was to promote national unity.

The mono-language and monoculture policies became very evident in the Alliance government when the Education Act 1961 was introduced. The Act gave vested power to the minister to convert mother-tongue based secondary schools to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and to convert in suitable time any SJKC or SJKM to national school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policy continued its existence in the Education Act 1996. The Act exemp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to schools existing prior to1996 or that establish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ister.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1971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was based on a mono-cultural concept of assimilation. For example, it states:

a. National culture must be based on the Malay culture
b. Suitable elements of other cultures may be incorporated
c. Islam shall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races

“….Whoever does not recognise and champion the equality of nations and languages, and does not fight against all national oppression or inequality, is not a Marxist; he is not even a democrat. That is beyond doubt…”

In theory, this statement of Lenin on equality of nations and languages i.e. races is readily acceptable in any rational and fair debate.

But realit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different. A ruling race seldom accommodates the interests of other races for equality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their society. This is true for even in certain socialist countries. Often the situation is that of a chauvinist or a narrow nationalist goal to oppress others in the name of assimil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of all races, Malaysia being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should have embraced a language system of all races on equal footing. There should not have been a classification of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languages or formal and vernacular systems. All languages have a right to exist and developed to the needs of the relevant rac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a multiracial society is its plural identity. Unity in diversity is the strength that should be harnessed to forge a distinct national unity and not by an assimilated uniformity through forced integration.

Confronting oppress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to defend a race. In this context recalling Lenin;

“…What we do not want is the element of coercion. We do not want to have people driven into paradise with a cudgel, for no matter how many fine phrases about “culture” you may utter, a compulsory official language involves coercion, the use of the cudgel…”

Therefore if national unity becomes a pretext to deny rights of affected races and their vernacular system, then what is achieved cannot be termed as unity. It is fragmenting the socio-cultural fabric, which is oppressive and unfair.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must be promoted and valued as the strength of the society. Any compelling action to unify the natural diversity judicially or administratively will tantamount to racial oppression, however noble is the intention.

In short,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of races need to be the leading principl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es and its vernacular language system. Every race has a right to develop and promote its mother language and culture freely.

Language right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In our country, the existence of three major races (in relative population size); Malays, Chinese and Indians and many other minority groups is a reflection of a multiracial social fabric.

These races have their own distinct ident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descendant, language, relig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psychological make-up and others). The existence of them being different and at variance cannot be denied.

On the other hand,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based on communal lines. The political concepts of the Alliance and Barisan Nasional government based on ‘Malay Supremacy’, ’special rights of the Malays’ and ‘Bumiputraism’, were labels to deceive the Malays and the concept of “power sharing” to deceive the non-Malays.

Under the race-based rule of the Alliance and BN people of all races became victims of the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re were protests and struggles by oppressed races to defend their communal rights to promote their own language in education,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reactive roles of these races should not be taken as a racist stand against nation building but rather are in defence of their own rights to survive in their own identities.

Rather than looking at them as merely communal rights, one could se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s well to overcome the racial barrier to defend them. Perhaps such a perspective would garner support of the other rac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identified various rights linked to languages and recognised them as universally acceptable. Article 15 and 25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Linguistic Rights, Barcelona 1996 states:

Article 15: 1. All language communities are entitled to the official use of their language within their territory.

Article 25: All language communities are entitled to have at their disposal all the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ir language is present to the extent they desire at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within their territory: properly trained teachers,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text books, finance,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The right to defend ones language rights as well can be seen from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Unesco, 2001, in opposing homogenisation that silences other languages, states in Article 1:

“Cultural diversity is as necessary for humankind as bio-diversity is for nature. In this sense, it is 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for the benefit of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mportantly, not allowing the existence of schools to promote learning of mother languages has been termed as “linguistic genocide” in the U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E793, 1948):

Article III (1) Prohibiting the us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group in daily intercourse or in schools, or the printing and circulation of publication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group.

In accordance with Tove Skutnabb-Kangas, in her well researched paper Language policies and educati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destroying or supporting the world’s linguistic diversity articulates a cas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ther language and the need for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She argues, “Assimilationist submersion education where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children are taught through the medium of dominant languages, causes mental harm and often leads to the students using the dominant language with their own children later on, i.e. over a generation or two the children are linguistically and often in other ways too forcibly transferred to a dominant group”.

“This happens to millions of speakers of threatened languag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are no schools or classe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threatened indigenous or minority languages”.

“The transfer to the majority language-speaking group is not voluntary: alternatives do not exist, and parents do not have enough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he various choices. Because of this,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language suicide’, even if it might at first seem like the speakers are themselves abandoning their languages”.

“‘Prohibition’ can be direct or indirect. If there are no minority teachers in the pre-school/schools and if the minority languages are not used as the main media of education, the use of these languages is indirectly prohibited in daily intercourse/in schools, i.e. it is a question of linguistic genocide. Most of this prohibition is today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the earlier physical punishment for speaking the mother tongue.”

In 2003, the BN government had forced the conversion of teaching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subjects in schools from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in vernacular schools to English language. Skutnabb-Kangas views such move as one-step backward.

“Most children obviously want in their own interest to learn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a country and mostly also to learn English if it is not on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But learning new languages, including the dominant languages should not happen subtractively, but additively, in addition to their own languages. Formal education which is subtractive, i.e. which teaches children something of a dominant language at the cost of their first language, is genocidal.”

Unesco’s position paper on 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 states in its preface as follows, “Education is both a tool for and a refl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addi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learners learn best in their mother tongue as a prelude to and comple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pproaches.”

The position paper is concluded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principles.

Principle I

Unesco supports mother tongue instruction as a means of improving educational quality by building upon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the learners and teachers

Principle II

Unesco supports bilingual and/or multilingual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as a means of promoting both social and gender equality and as a key element of linguistically diverse societies.

Principle III

Unesco supports language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courage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and ensure respect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communal rights vs class perspective

The rights perspective does not stop with the major races of the country in demanding for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al rights but also enables the same to all minority communities to enjoy such rights, thus invoking similar demands.

Demanding rights with regard to language in our country often gets complicated. For instance, can the demand to promote and expand Chinese (SJKC) and Tamil (SJKT) primary schools, 60 existing private Chinese secondary cchools (PCSS) and calling for the setting up of a Merdeka University be against national unity and a claim for ‘cultural autonomy’?

Essentially the SJKC and SJKT fall with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curriculum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PCSS has little difference with the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but for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Numerous privat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their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English. Why is it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do not pose any threat to national unity but a threat is envisaged only when the medium is in Chinese? And why and how the demand for language rights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demand for ‘cultural autonomy’?

Going by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of races, recognizing the linguistic rights of communities and rejecting any forced means to build racial relationship, the most logical outcome ought to be for the existence of multi language mediums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In other words a socialist perspective founded on class analysis cannot contradict the aspirations of oppressed races for the rights of their languages and other fundamental rights. Otherwise, how are we going to declare that the socialist perspective is progressive and superior to other bourgeoisie models?

To quote Lenin again:”Recognition of the equality of nations and languages is important to Marxists, not only because they are the most consistent democrats. The interests of proletarian solidarity and comradely unity in the workers’ class struggle call for the fullest equality of nations with a view to removing every trace of national distrust, estrangement, suspicion and enmity. And full equality implies the repudiation of all privileges for any one languag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all nations.”

There is argument that national or racial demands are subordinate to the interest of class struggle. To argue this, one must locate how the vernacular system is contradicted with class struggle. Do we have any evidence that the products of a vernacular education system to become anti-class and products of a national system are advocates of class
struggle?

Our local history has striking examples to prove that class struggles were historically waged mainly by the proletariat of vernacular system.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products of the vernacular system had contributed and sacrificed for the cause of the class struggle in our country.

Some comrades may argue, we support linguistic rights and equality of races, but do not support the education system being taken over by them, and do not support schools being divided according to race. These arguments in reality need a debate.

In fact it is the denial of the rights to different mediums of instruction that create the polarisation and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When we support equality and linguistic rights, we are promoting aspirations of all races and languages. The single Malay medium goal is an obstruction to language freedom.

For instance, the 60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are privately run by Dong Jiao Zong, because they are denied of their right to become part of the national system. The only reason is that they refuse to change their medium of instruction from Mandarin to Mal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ducation Act 1961. As a result, how could we say we could not support Dong Jiao Zong because it has taken over the 60 PCSS?

Similarly, in another instance, how could we say we also cannot support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Tamil schools, which only caters for the Tamil children though others are not denied entry?

We believe the socialist perspective based on class analysis is not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rights of different races that are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in consonant with universally accepted human rights. The contradiction seems to exist only in the failure of socialist appreciation to defend and protect such rights from being deprived.

The weakness of the Left movement

The left movement has yet to reach a consensus stand on the vernacular education system. Perhaps,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upbringing may shap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vernacular system.

Generally, the English educated do not appreciate the vernacular system very much. They aspire to promote an education system that can bring together children of all races, and are inclined to hold English language higher than mother languages.

They may accept the Singaporean education system, or the BN government’s Vision School concept,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teaching of Tamil and Mandarin as optional subjects in the national schools and finally for the closing down of SJKC and SJKT.

Some leftist Malays, entrenched in Malay nationalism, which advocates Malay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sole official language, may fear that the existence of SJKC and SJKT would become a hindrance to national unity. Neither do they articulate openly of their fear, nor openly support and defend SJKC and SJKT, Chinese private secondary schools,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Merdeka University, ERA college and so forth.

And yet another group that is in dilemma is those Chinese and Indians educated in their respective mother tongues and involved with the grass roots. This group is faced with various ” class analyses” that attempt to move them away from demanding reasonable and fair linguistic and race rights in terms of equality.

Should they support the demands of the Chinese and Indians to make their languages as official languages or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Merdeka University, they would be accused as racist. They often face argument, and some tend to accept that to maintain racial unity, race rights must be compromised. Therefore, the vernacular system never had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left movement.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especially in the election manifestoes in1959 and 1964 of the Socialist Front, a coali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and Parti Rakyat, reflected that, Malay shall be the sole official language and it shall be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to unify the masses and also the main language medium for education. Also noted is that they accommodated that Chinese, Tamil and English shall exists as mediums of instru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52 of Federal Constitution.

In 1967, th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Labour Party changed. It opposed the Language Bill that supported English supremacy, and moved its support for making Chinese and Tamil as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country.

Parti Rakyat disagreed with this and it had become a factor for it to withdraw from the Socialist Front.

At the time, the Singapore Socialist Front made a radical change. It took a stand to declare all languages shall have equal status and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 national language. It argued that a need for lingua franca language does not mean it should be a national or official language.

After such events, the vernacular system became an unresolved phenomena of the Left movement. It is exploited by politicians of all races in the context of racial politics for gaining ground among their own races. So much so that, at present it has become a controversial and sensitive issue for discussion and debate.

The effort by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to discuss this issue is laudable. It is time for the Left movement to study deeply and make new grounds in understanding the vernacular system. Factors such as equality of races, linguistic rights a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balanced class analysis need a dimension that can overlap the aspirations of a multiracial society.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bove views and analyses, some preliminary inferences are made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a. Bahasa Melayu shall remain and be supported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lingua franca or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b. The language/schools/education system of other races shall not be discriminated by labeling them as vernacular, unofficial, informal or as a system that threatens national unity and should be abolished.

c.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of all races as enshrined in the linguistic rights of races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upon a balanced class analysis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ultiracial environment, the Left movement should make a stand and move forward proactively to support the mother language system of edu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ensuing debate on this issue redefines the vernacular csystem for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 * *

This working paper, co-authored by K ARUMUGAM, was presented at a recent event in Kuala Lumpur.

KeadilanRakyat.org: Vernacula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Left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writer to become embroiled in partisan polemics between active and serving politicians seeking or preserving positions on either side of the political divide.

Rather,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n invitation to all Malaysians and friends of Malaysia to intellectually, honestly, rationally and critically examin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r processes that had l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Peninsular Malaysia.

This is in the largest interest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s set by the commitment to the 1989 Peace Accord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and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No such historical examination would be fruitful if only one side of the story is presented rhetorically and hysterically in the form of Cold War propaganda.

Any meaningful search for the truth - or its closest approximate - has to be premised on the pre-condition that all accounts on the subject must be allowed to be presented without fear or favour, and heard out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this writer opine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Malaysians and friends of Malaysia not only to read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but also other memoirs of veteran leaders and members of the CPM.

Two such memoirs come to mind - Memoir Shamsiah Fakeh - Dari AWAS Ke Regimen-10 and Memoir Ibrahim Chik - Dari API Ke Regimen-10. Both were published last year by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Other memoir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the less well-known memoirs and mini-memoirs written by the CPM chairperson Cik Dat Abdullah Anjang @ Abdullah CD and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Abu Samah Mohd Kassim.

Abdullah CD’s two mini-memoirs are entitled Perang Anti-British Dan Perdamaian and Darurat Dan Kemerdekaan - Memperingati 50 Tahun Darurat Di Tanah Melayu (Nan Dao Publisher, 1998).

Now 81, he became CPM chairperson in 1988 and was among signatories of the 1989 Peace Accords together with CPM secretary-general Chin Peng and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Rashid Maidin.

Abdullah CD, a partisan of the Malayan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anti-colonial armed struggle against British colonialism, was also a founder of the 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 Malayan Malays’ National Party) in October 1945, together with Dr Burhanuddin Al-Helmy, Ahmad Boestaman, Mokhtaruddin Lasso and Ishak Haji Mohamad.

The inauguration of PKMM preceded the formation of Umno by several months. PKMM was only dissolved after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proclaimed the ‘Emergency’. Many CPM leaders, including Abdullah CD, were detained without trial under the Emergency Ordinance.

Abu Samah’s memoirs are entitled Sejarah Dan Perjuangan Kemerdekaan (Nan Dao Publisher, 1996). Now 79, he has been a CPM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since 1975.

He was a child soldier of the British-sponsore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Volunteer Force which fought the first battle on Dec 8, 1941 in defence of Malaya from the Japanese invasion at Sabak Beach in Kota Baru, Kelantan.

He was a member of the Japanese reserve unit Heiho and a commander of the 10th Regiment of the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and its successor, Malayan People’s Army, until Dec 2, 1989 when the CPM agreed to cease its armed struggle.

Abu Samah was also a founding member of Umno in 1946 and a committee member of Umno Youth Semantan branch in Pahang. His young son died in a police lock-up while he was on the wanted list of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after the so-called ‘Emergency’ was proclaimed.

Although Rashid, 87, has not published his memoirs yet, he met this writer earlier this year and narrated his life-long struggle as a communist as well as a Malayan nationalist. His oral history was recently published in From Pacific War to Merdeka (Kuala Lumpur, SIRD, 2005).

Rashid was the CPM representative to the 1947 British Empire Communist Parties’ Conference in London, delegate to the 1955 Baling Peace Talks and also a signatory to the 1989 Peace Accords.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10th Regiment entitled Regimen Ke-10 Dan Kemerdekaan was written by Suriani Abdullah @ Eng Ming Ching (Nan Dao, 1999).

After studying these alternative memoirs and books, the essential question to ask is whether, given the 1957-1971 Anglo-Malayan/Malaysian Defence Agreement which allowed thousands of foreign troops to be stationed and operated on Malayan soil against Malayans, did Malaya really achieve ‘independence’ on Aug 31, 1957?

Was not Malaya/Malaysia a neo-colony until the last foreign troops left in 1984?

KeadilanRakyat.org: Alternative accounts of Malaya’s independence

Oleh Al-Mustaqeem Mahmod Radhi

Ceramah yang satu ini bukan khutbah politik yang dijeritkan dalam pesta demokrasi di tengah sawah yang kering selepas musim menuai padi di Kedah. Ia adalah khutbah agama di sebuah surau di pinggir Kuala Lumpur, di Damansara Damai, yang dirakam dalam bentuk VCD dan diedarkan sampai ke mana-mana. Selain menyebut “Astora Jebon” dan “jebon tua”, dalam program yang diadakan sekitar bulan Januari 2005 itu (ustaz?) Shahrir Long, dalam konteks yang jelas merujuk kepada penulis Astora Jabat, sambil mengkafirkan penulis itu kerana tulisan dalam Utusan Malaysia berjudul “Tsunami, jangan fitnah Tuhan”, turut menyebut, “Astora Jabat profesor mangkuk hayun, dajjal… babi pun tak apa dia tu!”

Kontroversi yang Astora selalu timbulkan tidaklah sehangat mana berbanding kontroversi dalam bidang sains Al-Quran (Ulum Al-Quran) yang ditimbulkan Nasr Hamid Abu Zaid, ulama Al-Azhar yang menghafal Al-Quran pada tahun kedelapan usianya. Dalam kes Nasr Hamid dia sampai difatwa murtad dan terpaksa lari keluar Mesir. Tetapi, Astora—yang sering hanya berlegar dalam persoalan fekah—dalam kemampuan pemikiran agama Muslim Malaysia sudah tak tertanggung kesesatannya. Piawai pemikiran yang sama juga dalam zaman pra-Merdeka dahulu merupakan musuh yang tangguh bagi Kaum Muda yang juga banyak terlibat dalam perbahasan kefekahan.

Yang disebutkan awal tadi hanya satu petikan daripada sekian banyak petikan lain yang dapat menggambarkan ‘kesakitan’ khutbah dan ‘kesakitan’ mereka yang bersedia menelan khutbah sedemikian. Tema utama yang disentuh Shahrir—seorang penceramah agama terkenal dari Kedah—dalam ceramah tersebut ialah Tsunami sebagai bencana Allah ke atas manusia yang banyak melakukan maksiat. Bagi Shahrir, tidak ada penjelasan mengapa Pulau Pinang yang lebih dekat dengan Aceh petakanya kurang teruk berbanding syurga pelancong Phuket.

Selain itu, khutbah Shahrir juga tidak jauh berbeda dengan khutbah di tempat lain yang menggambarkan kedangkalan pemikiran dan eksklusivisme. Klise yang diulang-ulang seawal detik Tsunami turut diulang Shahrir: “Di Tanjung Bungah tu, Masjid Tanjung Bungah, Tsunami tu dah datang dah, punya laju, tapi oleh kerana masjid dia elak, dia tukar gear, dia elak ke tepi, dia langgar apa? Tokong Cina, berkecai tokong Cina tu. Kerana apa? Kerana tokong Cina tu tak sembahyang Zohor. Patutnya Tsunami ni datang Batu Cave, baru betul…”

Pengucapan yang menghina agama lain sebegini sebenar-benarnya bukan rahsia. Khutbah agama, dalam upacara keagamaan yang umum, adalah bukti. Saya masih ingat khutbah Aidil Fitri di sebuah masjid di Alor Setar, pada tahun 2003, yang bagi saya tidak lain merupakan seruan ke arah kebencian—penegasan bahawa Yahudi dan Nasrani adalah musuh Islam, sempena serangan Amerika ke atas Iraq. Paradoks yang terang benderang: “Islam sebagai rahmat bagi seluruh alam dan agama perdamaian” vs “perangilah orang kafir.” Salah satu ungkapan boleh berada di pembukaan khutbah manakala satu lagi berada di akhir khutbah. (Kemudian saya mendapat tahu, rupa-rupanya, pada tahun 2003 itu, khutbah raya tidak saja songsang di Kedah, malah juga di Melaka dan hampir seluruh Malaysia, berikutan sentimen anti-Amerika).

Tidak terelak, pemikiran keagamaan masyarakat secara umum dibentuk oleh ceramah-ceramah yang menyumbati setiap ruang masjid, surau dan perhimpunan politik. Ceramah agama malah melimpah di media massa—stesen radio setiap negeri memperuntukkan slot untuk ceramah agama yang selalunya diisi oleh tokoh-tokoh agama masing-masing negeri dan akhbar-akhbar Melayu mempunyai ruang khusus untuk bahan keagamaan. Tidak cukup dengan itu, sejak era Islamisasi, ceramah-ceramah agama “pop” saban hari terbit di kaca TV. Masyarakat disumbat dengan faham agama yang seragam, uniform. Malah, hari ini, dengan Islam Hadhari, seruan keagamaan mendapat “makjun” baru. Wang rakyat, tidak kira rakyat beragama apa, di(salah)gunakan untuk mendidik pelajar Islam tentang agama Islam menurut fahaman kerajaan Umno-BN.

Islam yang satu wajah, yang hanya menurut faham ulama arus perdana ini tidak cukup membimbangkan. Malah, yang patut dibimbangkan juga bukannya program dan slot agama di stesen-stesen TV. Wacana Islam “kulit-kulitan” yang tampil bersesak-sesak ini tidak lain merupakan manifestasi dari sebuah perlumbaan.

Sejak sebelum merdeka telah wujud persaingan untuk menampilkan siapa lebih Islam. Komunis dan sosialis pun turut serta dalam persaingan ini. Di Indonesia Omar Said Tjokrominoto, pendiri Sarekat Islam, malah menulis buku “Islam dan Sosialisme” untuk membuktikan Islam dan sosialisme itu senyawa. Parti Komunis Malaya pula pernah menaja penubuhan parti Islam Partai Persatuan Islam (PAPERI). Pemimpin PAPERI bersusah payah menjustifikasikan perjuangan komunisme dan perjuangan bersenjata dengan menggunakan hujah agama. Perlumbaan ini berterusan dengan tertubuhnya PAS dan terus meningkat sehinggalah pillihanraya yang terakhir di Malaysia.

Untuk menambat dan meraih sokongan rakyat secara pantas, kaedah retorik lebih berkesan. Bayangkan, Asri Muda yang dikatakan paling kurang daya intelektualnya berbanding presiden PAS yang lain itu mempunyai pengaruh amat kuat, yang diraih terutamanya melalui kehebatan gaya bahasa pidato yang, diperikan Mohamad Sabu sebagai, “boleh memberhentikan burung yang terbang dan membekukan air yang lalu.”

Retorika politik yang gelojoh tidak menghasilkan kecuali kelaihan (mediocrity). Gejala kelaihan ini dapat dilihat saban hari dalam media-massa. Tak berapa minggu lalu akhbar-akhbar hingar tentang isu logo halal. Sedikit berpatah ke belakang sebelum itu, isu penangkapan oleh JAIS.

Makanan halal dan pencegahan maksiat telah lama jadi obsesi masyarakat Islam Malaysia. Obsesi ini adakalanya jadi bahan “lawak-ngeri”. Seorang rakan pernah menceritakan kepada saya bagaimana sewaktu dia dan pegawai-pegawai sekerja ditugaskan di luar negeri, rakan-rakannya sibuk bertanya tentang halal tidaknya daging yang dihidangkan oleh pihak hotel, ayamnya disembelih atau tidak. Rakan-rakannya tidak akan menjamah makanan tidak halal. Selepas kenyang mengisi perut dengan makanan yang halal, cerita sahabat saya itu, rakan-rakannya yang telah berkahwin dan beranak pinak itu akan lesap “mencari perempuan”, tinggal dia yang bujang dan tidak kisah soal “ayam sembelih” keseorangan.

Kelaihan akan diterima sebagai norma apatahlagi di celah-celah program ceramah atau motivasi agama yang saban hari disiarkan di TV, disampaikan oleh penceramah-penceramah yang fancy pakaiannya dan ranggi gaya cakapnya. Seorang-dua penceramah di TV ini begitu laju bicara sehingga kita pula tertanya-tanya: sempatkah dia berfikir sebelum bercakap? Ustaz dan ustazah pop yang selalu muncul di kaca TV ini jarang membuatkan penonton berfikir—mereka menghidangkan ‘kebenaran’ untuk ditelan oleh khalayak. Yang sering diperkatakan ialah hubungan suami-isteri, ibu-bapa dan anak, keruntuhan moral remaja dan dakwah “ringan-ringan” yang lain.

Ceramah pop ini mudah menimbulkan obsesi dalam soal maksiat dan moral. Dalam hal ini adalah lebih baik saya kutip tulisan Fathi Aris Omar yang menyentuh tentang “Maksiatisme” baru-baru ini di Malaysiakini.com: “Di garis horizontal masyarakat kita, ideologi ‘maksiatisme’ ditujukan khas kepada pelanggaran nilai atau amalan agama peribadi. Tetapi membiarkan jiran tetangga lapar, mengabaikan fakir miskin dan anak yatim, atau takut mengkritik kejahatan pemerintah tidak pernah dirumus sebagai sebahagian ‘maksiat’ yang wajib dihindari.” (¬¬Tiada Noktah, Malaysiakini, 21 Mac 2005)

Fathi menyebut “sebahagian maksiat yang wajib dihindari.” Bagi saya, lebih tepat ialah “maksiat yang paling utama dihindari”—justeru isu yang berada di atas dalam susun-atur keutamaan seperti rasuah dan kemiskinan patut lebih mendapat perhatian masyarakat berbanding Jeslina Hashim atau logo halal. (Hal keutamaan dan maslahah ini telah disentuh sejak lama, seusia sejarah perundangan Islam dan telah mendapat perhatian khusus ulama-ulama usul feqh, antaranya Imam As-Shatibi dan Najmuddin at-Taufi.)

Kerana kelaihan ini juga kejadian Tsunami itu tidak dapat ditanggapi secara saintifik. Jangankan memikirkan fenomena alam itu secara mendalam, ucapan sebahagian ustaz yang terbabit memperkatakan Tsunami itu menunjukkan mereka tidak peduli pun untuk mengutip fakta yang bertebaran di akhbar, buku atau internet. Golongan ini malah melihat orang yang berusaha memahami kekuasaan Tuhan secara lebih canggih—bersesuaian dengan seruan Al-Quran agar kita meneliti fenomena alam secara saintifik, menggunakan akal—sebagai tidak beriman dengan kekuasaan Allah.

Kelaihan sendiri tidak lain merupakan akibat daripada “self-imposed immaturity”, kebebalan yang disengajakan. Untuk itu tidak ada penawar selain “Pencerahan” yang, secara tradisi, wajib dimulai dengan seruan ke arah pemberdayaan akal. Seruan ini bukanlah sesuatu yang mudah untuk ditangkap oleh minda orang ramai. Kelaihan telah mengambil sebahagian besar ruang dalam lanskap Malaysia. Malah, kelaihan sebenarnya yang membentuk sejarah Malaysia. Hal ini dapat disedari oleh siapa juga yang dengan jujur membaca sejarah.

Ekslusivisme berakar pada pandangan hidup yang dibentuk oleh tafsir keagamaan yang literalistik, dogmatik, dan ideologik, yang melihat dunia terbelah dua: Kita dan Mereka dalam pengertian Islam dan bukan-Islam serta benar dan batil yang mutlak. Kecuali beberapa kumpulan kecil yang mula lahir belakangan, Islamis Malaysia dalam sejarah hampir seluruh mereka menganuti Islam yang dogmatik dan ideologik. Majoriti mereka ‘anak-pinak’ Rashid Rida, Hassan al-Banna, Syed Qutb dan al-Maududi.

Tamadun tidak dapat dibina melalui ceramah motivasi awal pagi di kaca TV. Ia juga tak dapat dibina oleh peribadi-peribadi yang bertaqlid dengan “Forum Perdana” atau “Al-Kulliyyah”. Tamadun terbina atas daya hidup yang dipandu dengan daya fikir yang tinggi. Pencerahan atau Tanwiri harus segera diseru.

jalantelawi.com : Ustaz Pop